乔晓光：本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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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郝彬 摄影/高鹏

 

20多年前的一天，还是河北师大在校生的乔晓光听老师讲中国美术史，从石涛一路讲到《道德经》，其他学生因为听不懂都离开了，教室里只留下了他和另外一个同学，他也听不太懂，但硬着头皮听。当时，他们还有哲学课，讲古希腊哲学，一直讲到马克思主义。两厢对比，他产生了疑惑：“西方的哲学家到最后一个一个都不行了，都变成了断代史，怎么这个《道德经》历代排行榜老是排第一呢？而且就那5000多字。”

他去向老师请教，碰了一鼻子灰，只得自嘲道：“怀疑道德经？自不量力。”

大学毕业后，乔晓光花了10年时间在陕北做民间文化调查，回顾那时的经历，他说那段时间他等于是又上了一次大学，“在这个大学里，农民，作为一个非物质的、活的文化传承群体，告诉我很多东西，这个东西不仅仅是知识，更是人性。”在他看来，真正的文化，是内在的文化基因，是影响着一代一代人的无形的精神。

《道德经》本身只不过是一个被文本化的经典，而在现实当中，他找到了另外一本活的《道德经》。“《道德经》代表了中国古典文化的集大成者，这个哲学为什么历代不衰？不是因为这5000个字就特别灵光，而是因为它作为一个经典，一种元哲学，那个文化意识、价值观、情感方式还活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过了秦汉，到了中古时期，再到晚清，到了民瑞脑消金兽国，现实生活当中和《道德经》相关的文化方式、文化价值观一直在使用着。只要在生活中还活着，它的这个规则、法则就永远还是闪光的、是伟大的。”

2002年，乔晓光开始做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的工作，刚开始，特别吃力，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词很多人搞不懂。被逼无奈之下，乔晓光写了一本书《活态文化》，告诉大家，非物质就是活态文化。

“一说遗产，大家就想到，故宫、唐诗、文物，而我说的这个活态文化是以人为本的，这个文化传统是活在生活当中的，今天还在使用着的，和每一个人的身心是相关的。”通过写书，以及央视和各种杂志、报纸等媒介，他将自己的想法和见解推而广之。一个人的声音是微弱的，但有共识的人各尽所能，就会获得更多的认同和了解。作家冯骥才当时也是乔晓光的战友之一。

“十几年之前，我说剪纸是伟大的，和长城、故宫一样，别人会说：这个人肯定脑子有问题。我们申报遗产的时候，好多官半夜凉初透员就说，潘家园卖的那几个乡村老太太铰的剪纸，你还和长城比？你想什么你？但现在没人说了，变化出现得很快。”

申报遗产的事情做到最后，社会影响有了，关注他们正在做的事的人也越来越多，但有一天，乔晓光突然觉得，自己做的事是没意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的工作让他接触到生活在乡村的庞大妇女群体，这些妇女从先秦时期开始就处在社会最卑微的底层，但恰恰乡村文化很多东西的传承是由妇女来完成的，而且在乡村这样一个很少有文字的环境里，小孩启蒙由谁来做？就是妇女。

“当时我就想，一个没有公民身份的群体，处在社会最底层几千年，这样一个历史问题，你怎么可能靠申报一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把这个它解决了？解决不了的。”

一个例子是他们在陕北做区域调查，一位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是大师的乡村剪纸妇女，她的物质生活和社会地位并没有因为突然而至的荣誉得到任何的改善。乔晓光问当地文化馆的一个干部：“如果是你被联合国认定为民间文化大师，你会有什么机会？”

对方说：“肯定要升官，肯定要分我房子。”

“她为什么就不行？”

对方说：“她不行是对着呢，因为她是农民啊。”

就像被捅破的窗户纸一样，乔晓光突然看到了另外一面的情况：农民是在体制以外的，这个体制不可能让农民去当馆长，压根体制里面就没有考虑农民。

“她即使拿到那个证书，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她没有任何可持续的保障和可持续的真正的文化尊重。”到这个时候，他才明白，是那些非文化因素在决定着文化遗产保护，这其中，有当代政府体制的问题，但也有很多价值观是几千年形成的，所以有点积重难返。那些无论精英还是文化干部，他们从心底里是鄙视民间文化的，并不真正尊重它。

这不公平！他说。

“这次给乡村妇女申报遗产，虽然到最后没有做成，但是这6年多的过程，1000多个日日夜夜，让我头一次体验到，以前我们在学校是为学术而学术，这次不是了。这次我们是为了生存，为了一个基本的文化权益，我们在做学术。这个时候，学术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把这些问题要告诉社会，告诉传媒，告诉我们的年轻人，这是个大问题啊。”

他们当时提出一个概念叫“剪花娘子现象”，这个概念是指，一方面，这些女人传承了伟大传统；另一方面，她们处境贫困卑微。两者形成极大的反差。“剪花娘子只铰吉祥的东西，把吉祥留给乡村社会、留给自己的亲人，苦难全部自己承受。这个现象反映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在民间文化认同上，第一，不公平；第二，有乡村妇女歧视现象存在；第三，她们的文化只被当作一种民俗，而不被当作一种文化。”

一项文化之所以能传承，不仅仅是由于它的功能性和使用价值，它们之所以能传承，还是和人有关系。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接触过大量的乡村妇女，乔晓光他们在把数据统计起来之后发现，剪纸不仅仅是向外的民俗史，也是向内慰藉人心的，一个身份卑微，处在苦难当中的妇女，通过剪纸，她获得了自尊，获得了心灵的慰藉。

比如说像陕北的一位剪花娘子，因为没生儿子，受到乡村社会的歧视，最后导致精神错乱，她一犯病就会骂人，唱民歌，变得神神叨叨。乔晓光去看她，感觉到自己快犯病了，她就会对乔晓光说：“你快走吧，我要犯病了。”但她没有吃药也没有治疗，就通过铰剪纸，一点一点，病情减轻了。

“到最后我们知道，生活，水太深了。剪纸是妇女写给自己的手记，是慰藉自己心灵的。所以我们就明白了一个朴素的道理，任何一项遗产、任何一项传统，任何一个民俗事项，如果和人的心灵没有关系的话，不可能传承几百年，上千年。反过来讲，一个艺术家如果不热爱艺术，不信仰艺术，他怎么能一辈子做艺术家呢？”

“我们已习惯了从汉字了解中国，从古史典籍，宫殿遗址，文物珍宝，圣贤精英，帝王将相去认识中国，但我们很少从一个农民、一个村庄、一个地域的习俗生活、一首口传的诗歌、一件民间艺术品，世界很少从民间去认识中国。”这是乔晓光所著的《活态文化》一书的引言，对于已经纠结于文字的有效性这个问题很长时间的我而言，在一字一句地将上面这段话念出来的过程中，我似乎找到了解决自己困扰的一个全新的视角，看到了一些光亮，而这个窗口，是乔晓光费时20多年掘开的。

《道德经》这个文明之花它到底是一朵真花，还是一朵塑料花？这个问题乔晓光悄悄放在自己心里20多年，现在，已经是中央美院文化遗产学系教授的他能说，这个问题自己已经渐渐想清楚了，但如何能让更多的中国人关注、珍视自己本身的文化传统？他所做的就是站在自己在大学的讲坛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带领学生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去影响官方的价值观和决策。“我能做的我都会尽量做。”他说。

2006年，乔晓光获得“民间文化守望者”提名奖，对此，他觉得很惭愧，“守望者不是我，守望者是那些传承人，他们是真正的守望者。”他说。

 

城市里面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似乎越来越少关注中国的传统文化了。

这是因为他和那个地区本身的文化没有关系。比方说陕北，你和它没有关系啊。但如果你是一个天天跑陕北的记者，你就会得出一个结论说，中国的文化没死，还活着，而且很具体。比方说社火、比方说拜神，还有祭祀的东西，活灵活现的全在那里。但你要看北京的话，啥都没了。这里面有一个话语权的问题，西方中心主义和中国的这种城市中心主义是一样的。

 

类似北京南锣鼓巷那样的地方，也会卖年画、刺绣、剪纸这样中国符号的东西，但在那里，这些东西更多是作为一种卖点存在的。

好多东西是现象，但这个现象既然存在，肯定是有它的合理性的，但这反映的并不是本质。并不能说木版年画卖得很好，就得出结论说春节里面木版年画还存活着。

 

对，这样的东西人们可能买回去就当一个装饰挂在墙上，丧失原始的功能和意义了。

我们把这种现象叫做脱离民俗之后的资本化。我去芬兰之后，有一个芬兰人，家里的家具全都是中国家具。但那个东西去了那里，文化意义已经微乎其微了。一样的。

 

保护中国民间文化的紧迫性，或者说重要性，请给我们讲述一下。

在今天谈任何问题，都不能回避这个时代，现在这个时代是中国内部社会形态和文明形态发生转型的时代，这是几千年从未有过的。我个人认为，这个时代是从中古时代（唐代）以后，中国文化重新整合、创造、发展的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时代。不久之前，文艺界很多人在呼唤中国的文艺复兴，我可以告诉你，这些文人，他们才开始呼唤，他们已经是慢了好几步了，这个时代早就开始了。从1986年我第一次踏上陕北的土地，然后走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后来又到国外去考察，比如埃及、希腊、美洲、北欧，跑过很多地方。我个人一个比较深的感受就是，目前是个什么时代呢？你要讲起来，就是一个文明转型期，古老的农耕时代真的发生变化了。这种变化意味着什么？工业化、城市化，这都是显而易见的，大家都知道这些事情。但是它还意味着一些历史重要的记忆，包括所有的文化细节，和人的身心相关的衣食住行、生存价值观、感情方式……这一切都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意味着之前那个时代可能真的要流变消失了。一个新的时代，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开始在中国这样一个我个人认为全世界最后的大村庄登场。这个村庄的文化，不仅仅是我们以前知道的四书五经，《道德经》，还有那些可以想到的物质遗产：文物呀、建筑呀等等，不仅仅是这些，中国文化首先是一个活的文化，是个活的躯体。中国文化不是通过一个死东西来证实的，那些死东西即使都被八国联军抢走了，中国文化就没了吗？不是的。

 

全球化和商业至上主义也在慢慢地、持续地从城市向乡村渗透、辐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本土的东西也会渐渐被改变。外面的世界的确给乡村生活的人提供了一个更物质化的、生活水平更高的参照，这样会让他们渐渐鄙视和忽略本身固有的一些东西，将其看作没有价值的东西。

这个事情在中国已经发生了，而且不是慢慢地发生，很快。我们刚从陕北调查回来，我们去了一个没有发生大的流变、还是很古老的村庄，那里靠近三边、靠近宁夏，很偏僻，基本上没人动过这个地方，很封闭。但实际发生的情况是，大部分的年轻人已离开村庄。

 

这种对更好生活的向往肯定是无可厚非的，但对民间文化的保护，肯定需要有人认识到这个问题，或者国家去行政干预，你看像日本，他们当初也是在向西方学习，受西方文化的冲击特别厉害，但是现在有些日本的年轻人，甚至是那些出国呆过很长时间的年轻人，认识到了本国文化的重要性，他们开始回归自己本土的文化内涵，在各个领域比如说建筑、设计、艺术中去本国的文化传统中寻找灵感，将自己文化中的元素加入进来。而中国，现在年轻人中流行的本土文化符号是熊猫、是回力球鞋和梅花运动服、是海魂衫……

日本人对自己的文化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价值观。我在日本考察感触比较深的是，茶道也好、神社也好，这些还只是文化的样式和类型。日本人比较可贵的地方是，在传统文化中的人和自然的关系中保持了一种敬畏之心。而中国在近100年，整个社会动荡不安，日本人侵略、自然灾害、内部的政治斗争，这些导致在传统内在的精神上受到了破坏或说异化，导致中国人已经基本上没有敬畏之心了。在今天，中国很多事情，无论是在体制内，还是在社会上，我们大家公认就是，已经没有道德底线了。传统文化首当其冲的就是信仰，不同民族有各自的宗教习俗，这是属于地域性的。但即使宗教传统不同，相同的是，都有对传统文化的敬畏之心。当一个民族的敬畏之心被破坏、淡化、忽略了以后，那做事情就完全是功利主义的、拜物主义的。

 

还接刚才那个话头，你说中国的文艺复兴早就开始了，能详细讲讲吗？

中国的文艺复兴有自己特定的东西，未必从文艺界开始。中国是个农耕为主的国家，复兴早就从农民那里开始了。改革开放以后，农民作为一个表现最激烈的群体，超过任何其他的群体。首先，他们付诸行为，为了生存离开土地，来到城市，为现代工业化文明的最初发展，付出了最艰辛的劳动，但他们却很可能连钱都拿不到。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很多细节，都有农民工的参与。每年春运，我们只是看到春运紧张了，我们没有看到一个浩浩荡荡、搬过来搬过去的群体，他们不仅在表现这个时代最激烈的生存行为，同时也在表现着中国人最传统的价值观，除夕要回到家里去。这就是文化一个最突出的标志。我们没有看到背后隐藏着这样的东西，他们只是为了生活得很真实，不是为了文化，也不是为了文艺创作，而是为了获得作为一个公民所应有的权益和尊重。他们标志着这个时代最早的人性觉醒和复兴。

 

可是他们没有话语权，只是在用行为表现。

在生存这样一个底线上，他们的行为有些是自觉的，有些是自发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倒不是说文人没做什么，而是就一个整体的社会现象来说，农民在生存行为上表现出来的激烈性和壮阔性，远远超过了学术界，超过了体制内的那些官半夜凉初透员。农民是走在这个时代最前列的，没有他们的行为，没有他们的这样一种变化，那些学者去做什么研究呢？你能去做空中阁楼？去无中生有？几个农民在安徽开了会，才出现了土地承包；农民去讨要工资了，才引起总理去出面，这才开始关注社会公平、关注三农。这都是农民用他的生命和行为所呼唤起来的社会实践，是有代价的，这些并不是学者们引头说出来的。一个民族的文艺复兴并不是像以前的老套路一样是通过几个文艺作品，不是的，那是表面现象，更多是通过一个很真实的生存行为。

 

这样激烈的生存行为所带来的社会实践和社会改造，效果会越来越显著吗？

比如我去欧洲，一个很突出的感觉就是，欧洲发展得很好，工业化社会发展了200多年，已经很成熟了。当一个国家，他们的农业人口低于30%，标志着它已经进入工业化社会了。中国现在是按每年1500万的速度转成城市和城镇人口，20年之后，中国大概还有4亿或者将近5亿的人在土地上以农民的方式生活。作为一个契约社会，西方的工业化国家已经完全秩序化了，用中国的一个古语来说就是，他们已经是“水清无鱼”了。奥地利号称是欧洲腹中的明珠，我去了萨尔斯堡的圣吉尔刚湖，那是莫扎特生活过的地方，你坐在那里就感觉这个生活和中国完全没有关系了，中国是另外一种生活。但中国的这种激烈、壮阔、惨烈，都是生活在那里的人想象不到的。这个世界很有意思，发生在中国近二三十年、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不断发生的社会事件，这种壮阔当中的惨烈，在督促着中国的迅速发展和崛起。

 

你比较赞同多难兴邦这个观点？

这个观点是事情发生以后才说的，我脑子里没有它这个观念，比如说SARS以后，地薄雾浓云愁永昼震、不断发生的矿难……在今天这样极大利益的诱惑下，之前哪个时代有过这样每隔几天就有几十人被埋在矿底下？全世界都很少有啊。这个时代太惨烈了。

 

但这种后果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是本身的体制……

这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可以避免的话，中国就不是中国了。很多体制问题、社会问题，它是多少年积累起来的，很多问题的确本来不应该发生的，但为什么天天发生？你给我说它怎么避免吧？你比如说矿难、腐佳节又重阳败，你怎么避免？但为什么杀一个又上来一个？当年闹革莫道不消魂命的时候就是这样，现在的腐佳节又重阳败分子也是，杀一个上一个，不亚于闹革莫道不消魂命。

 

这就期待着有更大的变革最终出现。

那肯定啊。改革本身，不光是经济改革，包括体制改革，本身就是惨烈的。你的法律放在这里，但是你不去执行，思想如果不付诸行为，不变成契约，那个思想就等于零。文字只是文字，文字要变成社会行为才有价值。

 

对，要和现实发生关系才行。

对，而且还要对等，是不是？很多事情大家都是心照不宣，你在这里讨论行吗？可以。有必要吗？没必要。作为一个社会现象来说，我只是说，什么叫可以避免？没有可以避免的。但是我们从人的愿望上来说，我们觉得都可以避免。像一个人的身体一样，多少年你阴阳失调了，突然间给爆发出来了，一个这儿生疮了，一个那儿长疖子了，这说明你整个的机体是紊乱的。所以现在为什么要追求一个和谐的社会，这就像中医讲的，要调阴阳了。你首先要把免疫力提高了，生命才能健康地继续。在我们这个社会，农民不是个公民身份，这是我做了这么多年的田野调查之后领悟到的，“哦，农民是个民族身份”，苗族的、壮族的、傣族的，你都能很容易地识别出来。但是作为公民社会的一员，和城里人相比，他们欠缺很多。一个伟大的时代，首先是要让每个人能名正言顺、名副其实地做一个公民。当我们开始接触乡村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中国是什么样子的。当我们接触乡村的时候，我们知道，守护着中国文化的，不是这几个教授，不是这几个精英。

 

人民才是我们这个民族真正的文化守护者？

中国这八东篱把酒黄昏后九亿乡村的农民，在守护着这个国家文化的底线。这个文化是活着的，不是死的，不是博物馆的标本。可是这些守护底线的人，他们连公民身份都不健全，你怎么传承文化呢？你怎么保护文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