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ermusan 的个人博客

有鏖战，但无寡头

chiermusan — Fri, 18 Sep 2009 00:00:00 +0000

洪波（KESO）东方企业家6月刊专栏

采访整理：郝彬、张薇薇

中国互联网市场目前是鏖战时代还是寡头时代？毕竟不同领域有不同的公司起来，腾讯已形成了控制最终用户的最强大的力量，但它仍然没办法去抑制淘宝、阿里巴巴的崛起。很难形成那样的寡头，中国互联网公司对于整个行业的渗透、影响、控制力相对来说都比较弱，因此机会还是比较多的。

国内互联网公司开始赚钱基本上是2002年下半年，几大门户网站才都宣布盈利。而在此之前的2001年，由于对网易发展也没多大信心，丁磊几乎把网易很便宜地卖给香港宽频，几千万美金，几乎都谈成了，后来因为香港宽频那边董事会没通过，导致他最终没有卖成，丁磊不得不自己继续经营。当时他的朋友段永平说了一句话对他启发很大，段永平问丁磊，你什么要卖掉网易？丁磊说，卖掉了我就可以拿着钱去做一些事情。段永平就问：那你现在做网易不是在做事情吗？丁磊就觉得“是啊，我可以把网易做得更好。”

丁磊当时看不到网易的前景在哪，但段永平的话触动了他：你的目标是要做事情的话，那现在这个事就是件事情，你应该可以把它做好。

丁磊对网易的控制比较强，尤其在个人股份等方面，而不是像新浪创始人对这家公司失控，最后董事会把他给干掉了，网易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丁磊对股份的控制一开始就比新浪那种大规模稀释创始人股份的做法做得好，张朝阳也有这方面的优势，尽管中间也出现过董事会动荡，但相对来说，他对搜狐的控制也一直比较强。

丁磊首先是技术出身，对技术有他的敏感，后来通过在网易的经营、实践，对商业也有很多自己的理解，我觉得无论他后来决定去养猪或是在杭州开发区租个地方准备做陶瓷，当他选择一个新的商业方向时，他肯定有自己的理解，养猪这件事就是典型代表。他认为传统商业里其实有很多机会，这些机会是只有像他这样做过互联网的，具有比较新的思维的人才看得到的。

网易前后起伏挺大的，对创始人的考验也大。张朝阳和丁磊不太一样，整个搜狐的发展过程相对来说比较顺利，尽管其矩阵模式可能并不成功，但是他有了双主业（网游、门户），让他的公司发展得更稳妥。搜狐发展得不错，网游很成功，金融危机中，IPO的大门基本上都已关闭了，张朝阳却能将畅游成功上市，很多方面会让他觉得更踏实，不会像过去有那么强烈的危机感。尤其是在收入和利润方面增长比较快，加上张朝阳对公司董事会的控制比较强，他自信心就会更强一些。

对于新浪来说，由于它没有大股东，导致公司决策更多地考虑到执行者，也就是管理人员的利益，而不完全是公司的长期利益。新浪的所有执行者都是职业经理人，我用你了你就是，不用你了你就不是了，于是执行者们就会在任期尽可能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所以新浪这样的公司往往会成为资本运作的平台。在创始人仍然控制的公司，就不会这样，这就是新浪和网易、搜狐最大的不同。

门户原来是中国互联网绝对的第一集团，其营收、市值都是最高的，但是慢慢的都被别人超越了，现在腾讯是最大的，腾讯、阿里巴巴、百度把门户都甩在后面了，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门户这种模式依然是一个有局限的模式，靠它自身很难去把这个模式做得很大。

所有门户也在想办法如何超越这种局限，但各自优势不太一样，对新浪来说，核心优势就是卖广告，在互联网上把内容的价值卖得最高。互联网的广告市场比较成熟，一直在增长，全国互联网广告现在每年有100多亿的市场规模，客户可以很容易地理解这种模式。

对网易和搜狐来说则不太一样，搜狐的内容也不弱，广告卖得也挺好，但是搜狐广告收入只占公司总收入的30%多，略比网易高些。

就做内容能力而言，尽管整个公司的地位在中国互联网界持续走低，但新浪还是很强。可我始终觉得新浪已慢慢变成一家以销售为主导的互联网公司，等今年第二个季度，分众那部分业务合并完成后，就更加是一家销售公司了。分众的这部分资源不依托任何内容的，是个纯广告的渠道，我想对于新浪的决策者来说，他们就想把新浪做成广告的渠道，公司主要的人员构成将是销售人员，而不是网站编辑。

一个公司如何做到资源优化，自身的能力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跟经营者的思路、想法有很大的关系。新浪实际上也做过很多投入，无论是在网游，还是搜索等很多业务上，但都浅尝辄止，它不太乐于在新的商业形态、技术上做大投入，因为它投入的这些市场，无论是网络游戏、搜索，都是竞争很激烈的市场，能不能做上去，能不能做到市场的前几位，能不能产生好的商业回报，都是不可知的，所以它的投入就显得有些首鼠两端。

网易将内容部门搬到北京，挖了很多做广告、传统媒体的人才，但它的门户回归之旅胜算不大，首先，门户新闻这部分的竞争对手都很强，丁磊实际上努力了很多次，效果都不太好。2003年，他也说过网易会加大做内容力度，要成就最大的做内容的团队，但广告却一直起不来，市场的认知度比较低。

游戏相对来说是一个风险比较大的领域，尽管网易的游戏做得不错，游戏可能受很多市场变化的影响，比如这款游戏可能不成功，或者竞争对手的游戏一旦出现很好的增长，就会影响你的游戏业务，这就会导致游戏市场不是特别稳定，网易希望找到一个更稳定的支柱，就希望能把门户最终做起来。这次又投入力量去做内容，说明丁磊还是有一定的危机感。

有一段时间，网易的盈利主要是靠SP业务，丁磊知道这个东西就是个挣快钱的模式，抓紧时间挣一把，能挣多少是多少，将来可能这碗饭就没得吃了。对丁磊这样一个危机意识和风险意识很强的人来说，当SP收入占到网易2/3的时候，实际上他是感到恐慌的。所以他后来着力去做网络游戏，网络游戏是他自己可控的业务，而SP是他不可控的。真正后来SP整顿的时候，网易受到的冲击很小，因为网易那时的SP业务几乎已可以忽略不计了。

在社交网络（SNS）或是其他新领域的布局，至少从丁磊的角度来说，他没有发现这块明显的商机，所以比较慎重。但投入比较大的比如电子邮箱和门户，是他一直想要做起来的，因为这些的价值他能看到。至于SNS的价值，我想他之所以没有着急去动，是因为他没看到这部分的价值到底体现在哪——在美国Facebook已经做到很火了，但因为没有盈利，其价值依然被很多人质疑。

网易也在做自己的有道搜索引擎，他也盯着百度、Google在这方面的收入，但这个市场竞争比较激烈，而且大的巨头基本把地圈完了，作为一个后来者，网易想在这个领域脱颖而出需要很长的时间，只能说网易有这样的期望，期望将来在搜索引擎的巨大市场上占有一块，但这个期望能否实现，什么时候实现则很难说。

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当然并不仅仅是目前已呈现出来的这些，就像Google的盈利模式在之前难以想象一样，会有很多人在这方面动脑筋，但互联网的模式往往是要牺牲一大批公司之后才会找到，Google出现之前有多少搜索引擎存在过？但是那些搜索引擎要么转型了，要么就倒闭了，他们给Google做了铺垫。

中国的上一代互联网公司里，因为它们的积累、资源，仍然让它们有很强的实力去占有一些新的市场。比如腾讯，依托于IM向周边领域扩张的这种势头很猛，无论是向门户的扩张，或是向网络游戏的扩张，包括向电子商务的扩张，势头都很猛，几乎是不可阻挡的。因为自身有资源的积累，有用户、品牌、资金、技术实力，这种储备有利于它向互联网的周边领域扩张。不能说看到现在新浪、搜狐、网易他们不是特别具有攻击力的公司，他们更多是在维系过去的模式，就说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不能低估他们的实力。

就我的观察范围而言，暂时很难看出有谁能对这些门户形成强劲的挑战，门户们毕竟已经具备一定规模了，抗风险能力已经比较强，比那些没有上市、没有融资渠道的公司强得多，他们自身已经有了一定的品牌、资金储备、管理经验、人才等各方面的储备，具有比较强大抗风险能力。尤其是现在金融危机，因为资金吃紧，很多公司发展都会减速。特别是后来者，当他们需要钱的时候，钱跟不上，发展就会受到限制。

中国互联网市场目前是鏖战时代还是寡头时代？说目前已有的几个大公司是几个寡头也不对，毕竟不同领域有不同的公司起来，比如，腾讯已形成了控制最终用户的最强大的力量，但它仍然没办法去抑制淘宝、阿里巴巴的崛起。很难形成那样的寡头，中国互联网公司对于整个行业的渗透、影响、控制力相对来说都比较弱，因此机会也比较多。

但其实从第二波搜索、电子商务、IM的崛起，就能看到互联网的模式实际上是没有办法说你占领了一个领域后，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因为技术不断发展，新的商业形态不断出现，总会存在大量的机会。

而且问题需要从两面看，上次金融危机，在美国，当时的互联网公司都没有盈利，包括Yahoo、Amazon都在亏损，金融危机的到来让这些公司停止了扩张，我一直认为Google能起来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金融危机和互联网泡沫破灭，因为原来对它形成挤压的巨头都收缩了，Google的发展空间反而因此变得更大。因为巨头们原来准备投入的，现在停止投入了，原来准备招聘的人才，现在暂缓了。在这种情况下，肯定会给别人、给新的公司留出机会。

网易的新闻实际上是用户比较认可的，网易的新闻跟帖也是所有门户中做得最好的，它让新闻变成一种可以互动的产品，但关键问题是，如何把这个价值转化为商业价值，让广告客户认可，目前它在这方面还比较弱。

当然从投入的魄力来说，网易显得比较大，把新闻中心北迁，聘请那么多传统媒体的人来帮他做……但有两点，一个是传统媒体的人是不是能很快适应互联网的新闻操作模式，这是需要很长时间去磨砺的过程。擅长做传统媒体内容的人，未必擅长做互联网媒体新闻。因为互联网的新闻表现形式都不太一样，有它自己很多的规律，这是需要重新去把握、去了解的。

再就是，传统媒体广告卖的好的人，未必到了互联网媒体上一样可以卖得好，这也是丁磊比较头疼的地方，尽管网易很多新闻评论做得非常火，但是广告主不认，如何让广告主来认可它，这里有非常多的工作需要去做。短时间内，很难说网易新闻门户这部分的收入会很快增加。就像当初腾讯开始做门户时一样，广告主不认可，尽管流量很快就很大了——现在中国的互联网公司中，腾讯已经是流量第一——但广告收入相对来说还是很少。但是腾讯有自己的规划，比如设法影响高层受众，包括去机场等很多重要地方去做品牌广告，摆脱腾讯比较幼稚低端的形象，“大回响、大影响”的品牌战略，感觉是不知所云的，但是让那些经常坐飞机的人能看到腾讯这样一个品牌，腾讯去做后续游说的时候，别人就会对它有印象。这个是腾讯经过很长时间的操作才慢慢有了起色，腾讯的广告增加得比较快，他做的广告瞄准的主要是快消告。而广告最大头的，比如房产、汽车、IT产品，这部分的广告主就更认可新浪模式。

搜狐也是在做品牌的影响力（“上搜狐，知天下”），这种影响主要是指对广告主的影响，而不是对用户的影响，这种广告的投放确实也能让它受益，包括令搜狐获得奥运赞助商的资格，确实让它能够从品牌上受益，进而影响到广告主。

这几个公司，很难说谁的品牌经营做得最好，侧重点都不一样，但就中国互联网来说，品牌最强的是腾讯，腾讯的QQ对用户的黏着是所有互联网公司中最强的，这种强最终会导致他能够影响用户，腾讯可以对用户施加很强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腾讯推其他的业务比较容易推起来的原因。

中国门户网站之所以有现在的媒体野心，这是因为从媒体形态上说，纸媒的衰落是必然的，因为读者已经在互联网上去获得信息了，作为产业形态的存在，纸媒衰落是必然的，但是做内容、新闻的人才还是需要的，这些人才可能就面临一个大迁移，从传统媒体移到互联网上去，很多传统媒体自己也在做互联网，比如财经网，投入也不小，它也是意识到纸媒的危机，必须得在互连网上有自己的声音和发言权。但是跟传统媒体的收入、规模相比，互联网上媒体内容的收入价值很低，因为在互联网上信息基本上是免费的，一本杂志以实体的形式可以卖十几块钱，但在互联网上内容没法卖，尤其是在中国更没法卖，在美国可能有，美国没有门户新闻集市的模式，不同媒体可以去做自己的互联网内容，比如知名的大型媒体，《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等，都可以做自己的收费订阅，但收费订阅到底能带来多大的收益也很难说，他们自己也没谱。

说到美国传统媒体对新的互联网公司的反抗，这很正常，你既可以说他是一种哀鸣，也可以说是在转移公众的注意力，Google的那部分收入，新闻集团本来就拿不到，他没有能力去拿到那份收入，他只能发出这种哀鸣，或者说是寻求同情，寻求某些政策上的、法律上的支持，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Google那部分收入是靠Google自身的技术能力以及用户对它的认可获得的。

但中国的情况还不一样，因为在美国传统媒体毕竟还可以在网上去做自己，比如新闻集团，比如NBC，后者就投资做了视频网站HULU，他们有传统渠道，有大量的视频内容，他们在互联网上可以打造自己的品牌，但在中国情况不一样，中国首先有新浪这种新闻集市模式，传统媒体的内容只能很便宜、乃至免费授权给新浪去转载，这种模式让媒体自身的互联网的投资就变得没有价值。因为新浪已经把这个模式建立起来了，很难把它打破。某家传统媒体撤出了没关系，对于新浪来说没有任何损失，任何媒体如果不再给新浪授权了，新浪不会有任何损失，用户仍然会去新浪看，而媒体自身的影响力会受到巨大的损失。新浪已经把这种不太健康的商业模式建立起来了，很难再去打破。

从长期来说，就像这次金融危机的形成和出现一样，新浪这种模式肯定会出问题，因为他让内容的生产者无利可图，只让渠道挣到钱。新浪实际上是个内容的传播渠道，自身几乎不产生内容。如果只让渠道挣钱，最后内容生产者全都死掉了，最终渠道也没有价值了。

而立志于做内容生产者的搜狐、网易，目前主要受到政策上的制约，因为网站没有采访权，但这个限制早晚会被打破。等到传统媒体都不行的时候，这个限制必须被打破。不打破的话就意味着整个国家没有人去生产新闻产品了。

一个时代，两种视角

chiermusan — Wed, 12 Aug 2009 00: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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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Nico-h

《伍德斯托克》和《扎布里斯基角》大约同时诞生，都试图定义那个时代和那一代的美国青年，但无论从面世后观众的反应，还是从电影本身采取的视角而言，都迥然有别。前者是对刚刚过去的那个时代中的某个片刻做尽可能的神化，后者则表达了对即将到来的未来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惧。

差不多40年后，再看这两部电影，则和当初的观众们有了完全不同的观感。两部电影之间产生了一种余音袅袅的共振，彼此相互补充，也验证出究竟哪一部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扎布里斯基角》是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在美国拍的第一部电影，片中，他对美国社会、文化的观察采用的是一种几乎不带任何感情玉枕纱厨色彩的视角，唯一可能带有主观色彩的地方，主要场景设置在荒漠之中。

类似于他在不久后的1972年拍摄的纪有暗香盈袖录片《中国》被中国政府扣上了“反华”的罪名，《扎布里斯基角》刚推出时，也被很多美国观众认为是“反美”的。

电影的名字来自美国死亡谷国家公园中的一处景点，在那里，两个主角——学生激进分子马克和正驱车前往沙漠会见老板的办公室职员达莉娅相遇了，在交流了彼此的哲学、政治观点之后，两人情愫暗生，最终，他们开始在荒漠的尘土覆盖下做佳节又重阳爱。

在接下来那段广角镜头拍摄的场景中，达莉娅（两个主角都是非专业的，以本名出现在电影中）想象她和她的新朋友是这个荒芜得像月球表面的地方很多对做佳节又重阳爱男女中的其中一对，想象被所镜头捕捉：那些在屏幕上纠缠在一起的男女，有些是全裸的，正温柔地互相抚摸；而另一些则穿着衣服，似乎正在搏斗。这些两两进行的身体冲突被绵延到远方的大片白沙所隔断。一幅荒凉、孤寂、绝望的画面出现在观众面前。

制作成本达700万美元的《扎布里斯基角》于1970年2月公映，立刻获得如潮恶评，在“反美”的名号之下，媒体开始从各个角度对这部电影和安东尼奥尼本人进行攻击，芝加哥《太阳时报》说：“事实上，安东尼奥尼对年轻人毫无感觉，他已厌倦了拍摄严肃电影。”还有些人认为，安东尼奥尼的《放大》是成功的，但《扎布里斯基角》无疑是一种陈词滥调，并说安东尼奥尼的第一部美国电影是一个传奇的崩溃。

该片票房惨遭失败。

之前一年的《逍遥骑士》曾取得商业、艺术双丰收，尝到甜头的好莱坞于是开始打青年反文化运动的主意，想在这块处半夜凉初透女地掘一桶金，但好莱坞与反主流文化之间短暂的调情随着《扎布里斯基角》商业上的失败戛然而止。

年轻的狂热分子们还有最后一块香甜的馅饼献给电影业的资本家们。迈克尔·沃德利导演的纪有暗香盈袖录片《伍德斯托克：和平与音乐的三天》于1970年3月27日上映，成为当年最卖座的片子之一，这部电影把华纳兄弟公司救出了财务困境，并获奥斯卡最佳纪有暗香盈袖录片奖。

《扎布里斯基角》未着笔墨的地方，《伍德斯托克》尤其浓墨重彩，虽然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仅发生在8个月前，但整部片子的基调是怀旧的，它歌颂共享与团结，出现在画面上的年轻人似乎也都在互相拥抱着。

与《扎布里斯基角》的干燥相比，《伍德斯托克》的背景是绿色的、潮湿的、位于微微起伏的山丘之间，而后来突袭而至的暴雨更使得人们被浸泡在泥浆之中，画面上一样充斥着扭动翻滚的身体，只是，与安东尼奥尼的画面相比，这里出现的身体彼此之间靠得更近、密度更大——虽然天气远没有后者拍摄时那么炎热。《伍德斯托克》画面元素的丰富与安东尼奥尼的荒芜形成鲜明对照。

《扎布里斯基角》自有其浓墨重彩之处，在片子结尾部分，达莉娅产生了另一次幻想，不过这次更有毁灭性，她那位资本家老板在沙漠中的豪宅一次又一次地爆炸——以一种让人感觉惬意的慢动作。在这次爆炸中，安东尼奥尼将大量消费品送上了天：一台电视、一个衣架、一种美国很流行的面包——其中若出现华纳兄弟为纪念音乐节40周年而特别推出的《伍德斯托克：和平与音乐的三天》最终收藏版（蓝光版定价69.99美元、普通版定价59.98美元），似乎也没什么不妥。

当然，反主流文化被大规模商品化已是不争的事实，现在提到这个问题，人们也不会再像之前那样，把它看作那种需要详加剖析的悖论与矛盾。然而，就在《伍德斯托克》变得如慈祥的老奶奶般让人感觉亲切的时候，《扎布里斯基角》却越来越显示出其观察的犀利和判断的精准。这个出自欧洲左派导演的警示性虚构故事，在当时看似乎过于直率了，而如今再看，其政治倾向并没有当初以为的那么鲜明；从艺术的角度讲，也没有很多人想得那么直白。

课堂革莫道不消魂命者马克并不是坚定的左翼激进青年，他只是安东尼奥尼创造的又一个疏离的反讽主义者（就像马克在一次激烈的学生会议上声明的：我也准备好为革莫道不消魂命献身了，但我并不准备为无聊厌倦献身）。他因为在学生游佳节又重阳行中射杀一名警薄雾浓云愁永昼官而被通缉，之后劫持一架私人飞机（被漆成粉色！）飞往沙漠。

安东尼奥尼从来没有点明说是马克向警薄雾浓云愁永昼察开的枪，后来马克也对达莉娅说，那是别人干的。这种情节上的开放让人感觉，安东尼奥尼想尽力让观众对这个角色保持同情。或者，不妨这样理解他的意图：马克想要将他的“伍德斯托克价值观”带回到社会，却只能因为他未必成真的越轨行为而遭遇不公平的结局。

与马克相比，达莉娅基本是个守法的人，只是在一个商业极权社会，她的挫败感同样严重，甚至她老板的“沙漠度假村”计划，也象征着有男性沙文情结的商业主义对天真无辜的自然精神的玷污。就像马克一样，达莉娅也无能对自己身处其中的这个社会采取什么行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她必须去默认已有的一切并成为其中一分子。

在《扎布里斯基角》中，反主流与反建制并非作为单纯的道德制高点存在，这只是它试图折射的诸多面向之一。安东尼奥尼曾对《滚石》杂志说：“我们同那一代年轻人不同的地方，并不是他们所要追求的那种名为‘自由’的东西，而是追求自由的方式。他们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只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

对那些感觉某些事正走向错误的方向，但不能确切地描述出到底错在什么地方的人而言，不妨找来这两部片子对照看一下，看完之后，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真的理解自由这个词究竟意味着什么吗？”

神话制造者

chiermusan — Fri, 07 Aug 2009 00: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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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Nico-H

尽管出现场地更换、演出延迟、危险的电东篱把酒黄昏后击事件和后台普遍的混乱，上世纪60年代最后一场精彩的魔术表演依然成功上演。一个神话诞生了。在那三天，雅斯格农场成为一个反主流文化的迷你王国，嬉皮士、音乐家、艺术家、反东篱把酒黄昏后社会人士、左翼激进分子和其他稀奇古怪的人聚集在那里，他们之中有骗子和情侣，也有先知和奸商。他们做佳节又重阳爱，他们牟利，他们创造了一个历史的碎片供人咀嚼。在那里，人们放下成见、打开心扉；在那里，大麻的香味四溢，法律的缰绳变得松弛，爱则振翅高飞。

然而，作为神话制造者，音乐节创始人之一迈克尔·朗本应谨记“文化事件几乎难以复制”这条铁律，但在最初的刻意疏离之后，再造神话的想法还是占据了他的头脑。

只是，当梦想照进现实，这个被朋友们称为梦想家的男人，也因此而面临在所难免的梦醒时分。

朗做了一个梦

在纪有暗香盈袖录片《伍德斯托克》中，有一段拍的是迈克尔·朗正从一辆停在开阔地的拖车旁经过，从一堆由梯子、电线和木质板条组成的杂物中推着自己那辆帅气的摩托车向外走。一个记者模样的人走上前来问他，要办一个像这样的音乐节会遇到哪些挑战。朗耸耸肩，微笑道：“最大的麻烦就是和政治打交道。”

“你以后会再办一个音乐节吗？”记者问。

朗把脚踩在踩踏板上，回答说：“如果它有用的话。”

关于音乐节的幕后面孔，当时人们了解得不多，这段对话是片中出现的罕有的几次之一。

在最初构想中，成立于1969年2月的“伍德斯托克冒险”的四个股东——分别是约翰·罗伯茨（24岁）、乔·罗森曼（26岁）、阿迪·科恩费尔德（26岁）和迈克尔·朗（24岁）——就雄心勃勃，要办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音乐节。但这四个毛头小子谁都不具备操办大型音乐节的经验，这一点在朗刚出版不久的回忆录《通往伍德斯托克之路》中得到印证。伍德斯托克能发生，根本就是个奇迹。

音乐节最初选定的地点在沃尔基镇，7月15日，朗和他的搭档们被当地政府告知，他们将得不到音乐节必需的土地使用许可证。震惊之下，几个主创人员开始发了疯一样地在苏利文郡周围寻找紧急替代场地，他们找到了属于马克斯·雅斯格的奶牛场，这里有一块略微倾斜的干草地，幸运的是，雅斯格接受了这些留长发的孩子的提议，虽然他要的租金——10万美元——几乎等于是买地的价钱。

三天的活动套票每张18美元（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100美元），以当年一条吐司面包0.2美元算，还真是不便宜，但在演出开始之前，通过在大纽约地区的唱片行出售，加上邮购，已卖出大约10万张门票。

8月13日，现场人数已达到6万左右，到了音乐节当天，主办方开始预计的25万人膨胀到了差不多两倍，现场原本计划有12个检票口，但由于围栏到最后都没有完成，主办方最终不得不在舞台上宣布：“从现在开始，这将是一场免费的音乐节。”这一句话让他们在11年后才在财务上达到收支相抵。

在朗的回忆录中，即使是谈到当时遇到的各种麻烦时，语气也始终是轻松愉快的。书中最好玩的部分来自其他参与音乐节的人说的话。感恩而死乐队的杰瑞·加西亚（1942.8.1-1995.8.9）在书中承认，他们乐队成员当时都飞得太厉害了，以至于根本无法演出。加西亚说：“作为个人，我玩得很愉快……但我们在台上的演出从音乐上来说完全是场灾难，最好被人忘掉。”他们的演出在电影和电影原声专辑中都被删去了，其他被删去的人还有尼尔·杨、詹妮斯·乔普林和the Band乐队。

前不久的一次采访中，有记者问朗，他们想过问感恩而死要回出场费吗？朗回答说：“没有，我看了他们的演出，从私录录像带上，并没有他们想得那么糟。当然远不是他们最好的状态，但没那么差。”

主办方给演出乐队和音乐家的演出酬劳总共大约18万美元，最多的是吉米·亨德里克斯和他的乐队，3.2万。Canned Heat拿了1.25万美元。Ravi Shankar、Richie Havens、Arlo Guthrie和Joan Baez，给他们的钱都不到一万美元。詹妮斯·乔普林只拿到了7500美元。

朗和人合著的这本回忆录中出现的其他一些故事也引人兴味，比如在音乐节宣布免费之前，那些穿越塞得纹丝不动的公路来到现场，假装自己是摇滚明星要混进场内的高中生。书中最好的部分是朗对音乐节的详尽叙述，太多的人，太少的路，太大的雨，没有围栏，没有检票员。在场内临时搭设的公用电话亭内，年轻的孩子给家里打电话报平安，他们从家人那里得知，演唱会所在地已被外界列为“灾区”。

这场可能到来的灾难并没有成为现实，朗和他40多万名客人决心融为一体，面对困难他们保持镇定，终于使伍德斯托克在历史上占据了一个显要的位置。

在今年的另一次采访中，朗说到自己在音乐节之前八个月做的一个梦：“我站在台上，面向人海，我知道这将成为现实。我并没有梦到细节，但我收获了最后的结果。我只是在跟随梦的指引。”

甚至到现在，朗还在品味它的每一分钟，尽管这个音乐节在另一方面——财务状况上，真的变成了一场灾难。它就像个黑洞，大把地吞噬金钱，其中，宣传费15万美元，超出预算70%，其他还有追加的制作费、雇用直升机运送艺人到现场的费用、付给员工的加班费、演出结束之后巨额的垃圾清理费……“伍德斯托克冒险”开始预计75万的开支最终达到了250万，损失140万美元。另外，当地被归档的诉讼有80起。音乐节周一结束，周二，美国国家银行苏利文郡白湖分行来电，通知他们账户已短少25万美元，马上面临跳票危机。

周四上午，约翰·罗伯茨赶往银行，以100万美元的股票质押来清偿银行的欠款。稍后，经过评估，为了不影响他的信誉，罗伯茨家族出面解决了音乐节所有的债务。但不久后，他们以破产为要挟，强迫朗和科恩费尔德分别以31750美元的价格将他们手中的“伍德斯托克冒险”股份卖给了约翰和乔。

不同于阿迪·科恩费尔德和迈克尔·朗，原本就不是艺术圈中人士的约翰·罗伯茨和乔·罗森曼在音乐节上过得并不愉快，财务问题带来的恐慌、可能会出现暴力事件的担忧……总之，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们度过的那三天简直可用悲惨来形容，大部分时间都焦虑地守在电话机旁，《伍德斯托克》电影中也根本没出现两人的身影。而且，作为公司主要投资人的罗伯茨最后还不得不抵押信誉去偿付账单。这一切令朗感到了一丝不安。

与几个发起人面临的财务困境形成对比的是，伍德斯托克结束两天之后，《纽约时报》发表社论对其给予高度赞扬（之前的社论曾对这次音乐节大加鞭挞）。那篇社论的结尾引用了莎士比亚在《亨利四世》中的一句话：“活得过这一天又安返家乡的人，听见讲起这一天时就会自豪地高站。”

世界用40年的时间证明，这句话引得太他妈的贴切了！

房间里的大象

从70年代早期开始，伍德斯托克的余波渐渐平复，在好几年时间里，人们似乎淡忘了它，8月来了又去，没有人注意到曾经也是在8月上演的那次狂欢。那些再次回到雅斯格牧场进行缅怀的人，总是不能确认他们是否回到了正确的地方。

70年代末，开始有一伙人在每年8月举行为期3天的纪念派对。大约在1978年，一个叫韦恩·萨沃德的焊接工人出面牵头组织聚会。“场面超级安静，最多只有30个人参加，而且是在午夜的时候。”他回忆说。到了1984年，由那块地的主人路易斯·尼基掏钱买材料，萨沃德独力为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建起了世界上第一块纪念碑。该纪念碑重5.5吨，由铸铁和水泥构成。因为这块碑的存在，这个地方慢慢有了反主流文化圣地的味道。游客开始三三两两地出现，呆几分钟，希望能用照相机再次捕捉到一丝“伍德斯托克精神”。当年拒绝接纳嬉皮士的沃尔基镇也被人们贴上“冥顽不灵”的负面标签。

朗在那些年里刻意与这一历史性事件保持疏离：“我一直强迫自己不要重温那件事。当你那么年轻就做了那么大一件事，如果你不注意的话，那件事将控制你的生活。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来把它推开。”

但是，慢慢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变成了朗房间里的大象，他如果继续视而不见，那只能是自欺欺人。为了让那头大象在他的房间里看着更符合透视法，他的选择是，扩建房间——把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继续办下去。1994年和1999年，在他的帮助下，举办了另外两次冠名“伍德斯托克”的音乐节，然而，文化上的重大时刻显然是不可能被复制的。1994年那次大量使用泥浆的音乐节，为期3天，最终吸引了30万名歌迷；1999年那次现在之所以被人记起，更多是因为它演变成了一场暴有暗香盈袖乱。

同样使人不安的是，尽管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依然能在人们心中唤起一种难言的感情，但渴望体验60年代激情与浪漫的后世青年，在90年代举办的那两次音乐节上却看到这个宣扬爱与和平的节日已变成可乐、蓝色牛仔裤和人寿保险等商家进驻的产品展销会。

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一流的音乐家把伍德斯托克所在地看作自己的“家”，在那儿，人们常常能看到老款沃尔沃汽车的保险杠上贴着“欢迎来到伍德斯托克：我们都在这儿，因为我们不是全在那儿”的标语。现在，这里也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正经历经济萧条，很多当地人都盼着通过周年纪念活动来拉动本地经济。伍德斯托克这个词所携带的象征意义正逐渐被商业所侵蚀，作为一个历时40年而魅力不衰的商标，其旺盛的生命力背后所蕴含的商机让很多人蠢蠢欲动，都想在伍德斯托克这辆老爷车上赚点额外的里程数。

与此相关的项目有几十个之多，包括李安的电影《制造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博物馆展览、各种纪念演出、至少13本书，包括一本与马克斯·雅斯格的第二代堂兄妹的孩子合著的书。

迈克尔·朗和乔尔·罗森曼也准备办一场免费的周年纪念演出，但是，这对搭档最可能实现的想法——一个今年8月在布鲁克林展望公园举行的为期一天的迷你伍德斯托克，因为找不到赞助，宣布放弃。

40年的恩恩怨怨，让朗和罗森曼的关系变得像一对老夫妻，一谈到他们的孩子，伍德斯托克，就开始从头到尾数落对方的不是。早在今年这个夭折的音乐节筹划初期，他们俩的关系就因为在几乎所有问题上达不成一致意见，而到了要靠别人给他们在中间传话的地步。朗现在和他的第二任妻子，以及两个7岁的双胞胎男孩住在伍德斯托克。罗森曼住在纽约中央公园南面。有家杂志社想要拍一张两个人在一起的照片，但前前后后安排了很多次日程，朗最终还是拒绝去罗森曼的房子拍照。

在《通往伍德斯托克之路》中，朗提到了他和搭档两人之间年代久远的不睦，他写道，罗森曼反对在伍德斯托克投资录音室的决定是个错误。音乐节一年后，有人在那里建起一个录音室，那里成为滚石、Foreigner、Bonnie Raitt、R.E.M.以及其他很多乐队专辑的诞生地，而这个本来都应该是他们自己的囊中物。两人唯一达成一致的意见是，他们都不想通过伍德斯托克来赚钱。

目前为止，这对搭档明确落实的项目是Woodstock.com，一个今年6月上线的网站。“伍德斯托克这个词意味着什么东西，这有时候让人很难采取行动。”罗森曼说。“我们正在进行头脑风暴，看如何才能把它转变成21世纪的一个现象，我觉得办法就是做一个网络平台，而不是一次现场。但迈克尔的态度是，让我们现在就开始做能做的，即使没什么资源。”

朗的这种想法是有历史原因的，1969年的混乱局面让他相信自己能在最后一刻力挽狂澜。然而，这一次，他不得不放弃了最后的一线希望。

1969年那场伍德斯托克之后举办的诸多其他音乐/非音乐节中，朗觉得最有趣的是“燃烧者”狂欢节，他认为那是个在它超越巅峰之前，必须去体验一次的集会，“那种感觉就像是在冥王星住一个星期。”

就这个意义上来说，朗还是个能把握住时代脉搏的人，这从他对电影《伍德斯托克》的看法中也能看出，他认为这部电影是一把双刃剑：虽然对伍德斯托克神话的塑造功不可没，但正是由它而肇始的过度曝光，令60年代发生的很多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事件被忽视、被淡化了，在他看来，同样发端于60年代的绿色运动、公民权利运动也应该得到同样的重视。

当然，他也承认说，伍德斯托克的确是一个合适的词，能把所有事情囊括起来：“在某种程度上说，巴拉克·奥巴马的竞选活动就像是一个伍德斯托克时刻。上世纪60年代末和我们身处的现在有很多相似之处。一个难以预测方向的、充满希望的时刻，人们有望从中找到一条通往未来的更好的路。我认为现在人们也正在寻找类似的东西。”

再生，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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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于《时尚先生》

文/郝彬

那是一个多么值得怀念的夏天啊！40年前，有两个人登上月球，而另外大约有50万人以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名义，登陆纽约贝瑟尔镇农场主马克斯•雅斯格的奶牛场——当然，这两个故事人们听了40年，听得耳朵都起老茧了，就像两个被开采殆尽的矿山，似乎再也找不出什么新颖的阐释角度了。

但是，重新梳理一下历史，登陆月球和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之间，也许并不是表面看起来那样泾渭分明、毫不相关，科学和音乐、技术与哲学，落实到40年后的现实生活中，其中经历的传承、渗透、变异与再生，从另一个层面看，我们会发现，伍德斯托克一代人的志向似乎并没有失落。

Hofmann和Hoffman的故事

1969年，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结束几周之后，芝加哥七君子案开庭审理，青年国际党（即野皮党yippies，60年代反文化运动中最敢玩会玩的左翼激进社团）创始人阿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是被告之一，罪名是在1968年的民瑞脑消金兽主党全国大会上阴谋 ** 骚乱，法庭上，阿比与律师和法官有如下一番对答：

律师：请向法庭陈述一下你的身份。

阿比：我叫阿比。我是一个美国孤儿。

律师：你住在什么地方？

阿比：我住在伍德斯托克王国。

律师：能告诉法庭和陪审团它在什么地方吗？

阿比：是的，它是那些疏离的年轻人的国家。我们在脑海中将它携带，就和那些苏族印第安人将自己的苏族王国带在身边一样。那是一个人们献身于合作而不是竞争的王国，在那里人们不靠财产和金钱进行交易，大家的交往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上。那是一个献身于……

法官：就说它在什么地方吧，在什么地方。

阿比：它在我的心里，在我的兄弟姐妹心里。它并不是由财产或物质构成的，而是由思想和价值……

法官：不，我们想知道的是居住地，如果你有的话。做生意的地方，如果你有生意可做的话。不要给我们谈哲学和印第安人，先生，就说你住在哪儿。现在，你说是在伍德斯托克，在哪个州？

阿比：在我们的心境（state of mind），在我和我的兄弟姐妹的心境之州。

按目前已有的资料来看，这是就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及其意义界定而发动的最早战役。阿比·霍夫曼曾带领青年国际党的成员在1968年美国民瑞脑消金兽主党全国大会上成功推出自己的总统候选人——一只名叫“不死飞猪皮伽索斯（Pigasus）”的猪，他们的竞选口号是——“他们推选吃人的总统，我们推选被人吃的总统”。

阿比·霍夫曼和他的野皮党这种街头政治讽刺剧式的战斗方式，令他们成为后来麻省理工学院诞生的第一批电脑黑客的精神导师和灵感源泉。和嬉皮士主张逃避社会不同，阿比仍然想改变世界。他相信，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依靠媒体的力量。出于这种战略考虑，他和自己的战友在上述案件历时5个月的审判中，赚足眼球，他们一度穿着法官长袍出庭，把整个庭审过程当成了野皮党恶半夜凉初透搞的舞台。

在阿比看来，现代社会的革莫道不消魂命运动应该发生在电视上，而不是工厂里：“去他妈的 ** 闹革莫道不消魂命，这个社会需要来一次更根本的变革，一次灵魂深处的革莫道不消魂命。”在60年代，电视刚普及不久，对社会变化感觉敏锐的阿比已充分意识到这种新媒介的威力，尽管他们采取的方法让传统的左翼势力很看不上。他在法庭上说出的如上那番话——虽带有一贯的恶作剧意味，但也流露出真情实感，这充分说明了对如何改变人们的思想，阿比和他的野皮党可谓既有战略，也有战术。

事实上，恶半夜凉初透搞成性的阿比的伍德斯托克之旅并不完全是愉快的。起先还不错，在音乐节举办之前几个月，他就带人去威胁主办方说，他们要在音乐节上闹瑞脑消金兽事，并因此勒索了一万美元。但他并没打算就此歇手，音乐节举办当天，正是他带头开始了围栏大拆除，还一边拆，一边发传单，号召大家都不要买票，别让资本家赚了自己的血汗钱。音乐节后来宣布完全免费，很大程度就要拜他所赐。但阿比在音乐节上的落幕却非常惨烈，8月16日，一直在场内发放传单宣扬革莫道不消魂命理想的阿比冲上舞台，准备号召大家支持在密歇根州蹲监狱的白豹党悍将辛克莱尔（也是激进的政治朋克乐队MC5成员），当时台上演出的谁人乐队主唱皮特·汤森见这个人居然来抢自己手里的话筒，一怒之下，一吉他砸过去，把阿比砸到了台下。阿比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之旅就此结束，但在他心里，对伍德斯托克王国的建构也就此开始。

十余年后，出自麻省理工学院的电脑花童理查德·斯多曼发起自由软件运动，这个运动完好地传承了阿比和嬉皮一代的衣钵，正如斯多曼所言：“自由软件运动绝非一场电脑软件行业的运动，自由软件是一次社会运动，使用版权私有的操作系统意味着在使用电脑的第一步就要承诺不为你的邻居提供帮助。私有软件的拥有者制定的游戏规则是：‘如果你和自己的邻居分享，你就是侵权者。如果你想改变这个软件，来求我们吧。’”斯多曼决定打破这种游戏规则，他用自己的行动为自由软件运动竖立了道德、政治以及法律规范，也令嬉皮理念在一个全新的领域获得传承。

自由软件运动对电脑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又有许多人提出自己的方案，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开源运动”。

像理查德·斯多曼一样，美国后来科技界的很多领袖人物都深受伍德斯托克精神的影响，比如苹果公司CEO史蒂夫·乔布斯和也是苹果最初创始人之一的史蒂夫·沃兹尼克。

乔布斯年轻时尝试 ** 的故事已广为人知了。70年代中期，作为寻求精神启蒙的一种手段，他曾迷上过 ** 物LSD（学名是麦角酸二乙基酰胺，更通俗的说法是酸性人比黄花瘦药物）。乔布斯后来回忆说，那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三项经历之一。乔布斯1994年在接受《花人比黄花瘦花公半夜凉初透子》采访时，说到比尔·盖茨的一句话也曾被广泛引用：如果他（盖茨）年轻时有过一次迷幻体验或去过一次静修所，那他将成为一个心胸更宽广的人。

大概是考虑乔布斯这种迷幻经验和他后来取得的成就有密切的关系，2007年2月，时年101岁高龄的LSD之父阿尔伯特·霍夫曼（Albert
Hofmann 1906.1.11-2008.4.29）给乔布斯写了封信，要求后者赞助LSD对精神疾病辅助治疗效果的研究项目。霍夫曼曾说LSD是他惹是生非的孩子，在那封信里，他对乔布斯说，他希望通过这项研究将它变成一个神童。

这封信促成了乔布斯和该项目的主要研究人员杜布林一次30分钟的会谈。但令杜布林大失所望的是，乔布斯想的仍然是“让我们把它投入供水系统，让每个人都能开启知觉之门，寻求另一种现实（turn
on）”这种念头，根本不想掏钱支助这个企图驯化LSD的研究项目。

乔布斯对 ** 没有偏见，对别人问他要钱却很有偏见，曾有一项调查是关于他和比尔·盖茨谁的慈善活跃度更高，结果是显而易见的，盖茨更胜一筹。但杜布林也并未放弃希望，认为乔布斯未来某一天会愿意支助这项研究。

燃烧者

** 对美国一些最优秀的电脑科学家产生过深远影响，这是已得到广泛证实的。很多著作都描述过两者之间关系的历史，其中一本是由《纽约时报》科技记者约翰·麦考夫写的《PC迷幻纪事》，这本书的副标题是，“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如何推动了个人电脑的发展”。麦考夫在书中提出，服用 ** 之后，人的思维模式会被改变，不再依循常规逻辑、高度依赖直觉，这种思维模式已被证实能极大地作用于现实，并将电脑和互联网革莫道不消魂命向前推进了一大步。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就是这样一位“脑航员”：他发明了鼠标。

不同“凡”想（Thinking
differently）——乔布斯想出的苹果公司这一广告语，也具有典型的迷幻体验特征。在阿尔伯特·霍夫曼100岁生日的专题庆祝讨论会上，全球最大的网络解决方案供应商之一思科公司早期雇员凯文·赫伯特告诉《连线》杂志：“当我使用LSD时，我听到某种纯粹的节奏，它把我带到了另一个世界、另一种智力状态中，在那里，我停下来思考，并开始洞悉。”赫伯特还透露，他最难的技术问题就是在听着感恩而死乐队的鼓独奏做迷幻旅行时解决的。“它改变了我头脑中的某种内部交流，” 赫伯特说，“但不管如何，是这种内在过程令我解决了问题。这种工作方式完全不同以往，或者，也许我大脑的某个不同的部分被开发使用了。”

“燃烧者”（Burning
Man）这一反传统狂欢节是在1986年由一个名为“黑岩城有限责任公司”的组织创立的，起初只是一个自发形成的小公社，现在每年的参加人数已超过4.8万人，组织者自创立“燃烧者”以来，就一直在尝试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发自己大脑隐秘的另一半，他们并不是要激发特瑞脑消金兽异功莫道不消魂能，而是采用一种看似表面化的启蒙。他们向参与者提出十项“燃烧者”准则：1.完全接纳，欢迎并尊重参加公社的陌生人。2.鼓励燃烧者们互相赠与礼物，这种赠与没有前提条件，不期望回报和等价交换。3.非商品化，用共享来取代消费。4.追求自立，鼓励个体去发现、应用、依赖其精神资源。5.通过独特的自制礼物来进行完全的自我表达，但给予者要尊重接受者的权利和自由。6.创造性合作，力求创造、推广和保护参与者的社交网、公共空间、艺术作品和支持这些互动行为的交流方式。7.公民责任感。8.环保精神，活动结束后，要保证场地比之前还要干净。9.完全参与，每个人都被邀请来一起工作，一起游戏。10.直接式体验，探寻克服个人与内在自我及现实之间交流障碍的方法，与超越人类力量的自然世界建立联系。

燃烧者很快就从城市转移到内华达州沙漠的一个盆地里去举行了，因为它的规模已大到城市里难以容纳的地步。这个合并了60年代嬉皮集会和后来的锐舞派对等青年文化运动特征的实验性公社活动，其主要参加者不是摇滚乐迷和脱离世俗的嬉皮士，而是软件工程师。Google公司的两位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早就是“燃烧者”的铁杆支持者了。

信奉“不作恶”原则的Google公司野心勃勃，他们除了立志于检索全球已有的一切信息，也在积极实践知识共享的行动，包括将全部已有的著作扫描下来，任何人只要需要，就能得到自己想要的已出版内容——当然，这一行动因为和目前已有的（过时的）版权法产生激烈冲突，还未获得全面实现。这家互联网技术公司甚至投资于可再生能源的开发研究，为一个更美好世界的出现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每年为期8天的燃烧者集会上，旧金山和西雅图科技文化的影响可谓无处不在。燃烧者的网站倡议就是用一种很有迷幻味道的语言写就的：“要向从未去过燃烧者的人解释什么是燃烧者，就像向盲人解释某种颜色看上去感觉怎么样似的。”

约翰·吉尔默是太阳公司（美国一家IT及互联网技术公司，后被甲骨文收购）的第五名雇员，他也是一名燃烧者和著名的脑航员，如今，他的身份是公民自由活动家。吉尔默在六七十年代的伙伴大部分都使用 ** 。“迷幻剂教给我的一点就是，生活是不合理的。IBM是一家非常合理的公司。”他解释了为什么那些巨型公司要被像苹果、Google这样的新贵所超越。

马克·佩谢是虚拟现实编码语言VRML的联合发明人，也是一个专注的燃烧者，他认同在化学药物带来的头脑扩张和电脑技术的发展之间有某种联系：“对任何一个男人或女人来说，虚拟现实后面的人都是嗜用 ** 者。”

然而，吉尔默对药物和互联网之间的绝对因果关系能否被证明表示怀疑。那种能够被创造性所激发的人（比如发现一种全新的存储、分享知识的方式），常常与那些对知觉探索感兴趣的人是同一种人。在某个基本层面上，他们都会尝试去寻找日常经验之外的东西——然而，很多从事有创造性的、关乎精神的事业的人，根本是不沾毒薄雾浓云愁永昼品的。当然，他承认，人们在做迷幻旅行时，的确能获得某种信念和启示。

在其他的科学领域也是如此。标新立异的冲浪运动员/化学家凯利·穆里斯，也是一位著名的LSD爱好者，

穆里斯创造的聚合酶链反应是生物化学领域一个具有决定性的突破，他因此获得了1993年的诺贝尔奖，而他之所以能解决这个问题，据他说，正是由于迷幻剂的帮助。

发现DNA的弗朗西斯·克里克曾对自己的朋友说，他第一次看到双螺旋线结构时，正处于LSD带来的迷幻体验中。克里克使用 ** 并不是什么秘密，他也公开主张大麻合法化。

今年，同样产生深远影响的《线车宣言》发表十周年，这是一本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性的书，预半夜凉初透言了Web2.0的诞生和普及，并将商业放到一个全新的范畴去理解和诠释。虽然并不是那么有可读性，但这本书最有趣的地方在于，把如今人们对科技的热爱和伍德斯托克一代的志向联系到了一起，而最让人着迷的是：尽管线车宣言十年前就振聋发聩地警告说，人们希望自己像人那样被对待，而不是成为被某些人口统计学挟持的市场目标，然而，还是有很多傲慢自大的公司，忽视了这些警告，继续去信奉客户资源管理（CRM）手册及其相关训导。

然后，有些了不起的事突然发生了，这些事《线车宣言》早就有过暗示——之所以没有说得那么直白，是因为这些突然发生、正在不断出现的新事物是来自未知的未知——社交网络快速演变，让一切成为可能，因特网开始兑现承诺，而这看上去已经将伍德斯托克那个年代最好的部分变成了现实。Google、博客、Twitter、Facebook、饭否、土豆、豆瓣、YouTube，还有很多类似的分享思想的工具，它们最终改变了人们生活和工作的方式——这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兼备十足的人情味、夺人眼球的效应和触手可得的平民性。

科技，正在摧毁曾经是文明根基的旧的工业体系。报纸、杂志、电台和电视台的收入基础正在被互联网侵蚀，通过作为博客、播客、推客、创新者、产品评论员……，社交媒体正把每个人变成他自己生命中的英雄。就眼前这种情况而言，比尔·盖茨的言帘卷西风论变成了现实：我们总是高估未来两年将发生的变化，却低估未来十年将发生的变化。

Beagle Research公司的创始人、也是CRM训练专家和思想领袖丹尼斯·彭布莱特，也是一个深受60文化和伍德斯托克精神影响的人，在他看来，伍德斯托克精神从来没有消失，只是被埋没了，正等待适当的技术出现以便破土而出。彭布莱特说：“我们为之工作或者从它那里购买商品的公司，现在终于开始认识到，我们对它们的专注或忠诚并不是那么理所应当。然而，我们还没有脱离险境。虽然越来越多的人和公司意识到社交科技的发展是旧理念的门闩，作为结果，这也能让那些公司更多更快地卖出自己的商品，但我们却志不在此。”

在他看来，随着科技的发展，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正在形成，传统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供应商和顾客之间的关系将被改变。那些意识不到变化，还在固守旧模式的公司，不论他们的规模曾有多么庞大，都将被抛弃，就像已经灭绝的恐龙一样。“世界正处于伍德斯托克一代曾认为他们所处的转折点上，整个世界运行的模式、规则正在发生改变，能源、金融、通讯、物流、食物和医疗保健，所有想都想不全的其他事——变化无处不在。身处这个完美的风暴，一切都需要进行重新评估。”

在不久前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丹尼斯·彭布莱特提到了人类登陆月球与同年发生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之间的关系：“如果没有为登陆月球所设计的空间程序，你能想象今天的科技工业吗？那些在早年、乃至现在推动科技工业前进的人，主要就是来自伍德斯托克一代。牢记这个观点。”

媒介即信息

也是婴儿潮一代人的FOXNews.com执行主编史蒂夫·波伦堡，在今年7月17日，写了一篇纪念伍德斯托克40周年的煽情文章《伍德斯托克，你一定要在那里》：

“有人说，如果你还记得伍德斯托克，说明你没有去那里。的确如此……我还能回忆起伍德斯托克，就像昨天刚发生的事。我没在那里。40年前，我还在上大学，在市中心的曼哈顿打一份暑期工，离那个大地图上的叫白湖的小黑点大约90分钟车程，在那个小黑点上，三天的露天音乐节刚刚开始。如果你当时年龄在15-25岁，是WNEW调频电台的固定听众，然后你就会知道一件事：你必须去伍德斯托克。每个人都会去那里。”

波伦堡原本计划周五一下班就和伙伴迈克冲向地铁，回家换上剪掉膝盖以下的旧牛仔裤和T恤，跳进用他从13岁开始攒的零用钱买的汽车，向北开，去雅斯格农场。但他没去成，他回到家后，广播里说，高速公路已经关闭，如果你还没到那儿，掉转方向吧，因为你不可能到那儿了。

整个周末，波伦堡都坐在家里，听电台新闻报道伍德斯托克正在发生的事——他这辈子第一次听，也永远不可能再听到的事：没有食物、没有水、没有洗手间、没法睡觉、很多很多的烂泥、性、毒薄雾浓云愁永昼品、疯狂、集会。

“我父母抓住每个机会提醒我，我没去那里是多么幸运的事。但他们根本理解不了。他们都30多了，别相信任何超过30岁的人！……40年后，白发苍苍的婴儿潮一代人——如果他足够幸运，还有头发的话——会给出一个会意的微笑，说‘我在那里。’40年后，这里这个灰白头发的婴儿潮老男人依然会对他们满怀嫉妒。”

波伦堡就职于传统媒体里的网络部门，这是一个夹在新旧之间的位置。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伍德斯托克是发生在今天，波伦堡面临和当时差不多的局面，他会选择怎么做？

当然，他肯定是不会打开收音机的。他会通过网络和无线便携设备如手机，来及时接受从朋友和其他人那里发回的现场信息，与此同时，和40年前最大的一个不同是，他能立刻给予回应和反馈。

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上世纪60年代提出一条理论“媒介即信息”，这句话也是一条重要的嬉皮格言，被归于嬉皮格言中的哲学类。另一句和媒体有关的嬉皮格言出自大门乐队主唱吉姆·莫里森（他之所以没参加伍德斯托克，是因为得到情报说有人要杀他），“谁控制了媒体，谁就控制了精神”，这句话被归于嬉皮格言的“自由”这一条目下。

麦克卢汉认为，“用新技术给社会动手术时，受影响最大的部位并不是手术切口。手术的冲击力和切口区是麻木的。被改变的是整个机体。技术变革不只是改变生活习惯，而且要改变思维模式和评价模式。”

还是用波伦堡来做例子，如果现在举办一场伍德斯托克这样规模的音乐节，在其他当量完全不变（包括他对音乐节乐队的喜爱程度）的情况下——当然，他还是去不了音乐节，除非现在已出现瞬间时空转移的技术——显然，他是完全不会产生当年那种被排斥在一个事件之外的懊恼和无助的，即使不再现场，他依然能成为伍德斯托克的参与者和评论员。伍德斯托克也将不再仅仅是一个发生在美国、纽约、贝瑟尔镇、雅思格农场的只有（！）50万人参加的聚会，而是——全世界人的伍德斯托克。

与传统的传播媒介（比如电台、比如阿比·霍夫曼渴望征用的电视）相比较，Web2.0的实践优势为：参与性、自组织性、真实性、免费性、开放性、粘性、去中心化、聚合性、创新性、不断更新、信息传播以微内容为基础。它让全民共同决定和编织传播的内容与形式，让每个个体的知识、热情和智慧都能融入其中，人们在具有最大个性选择的聚合空间内能够实现共享——波伦堡40年后依然强烈的嫉妒感将不再具备存在的前提。

麦克卢汉曾在一次访谈录中对记者说：大多数的人，从卡车司机到文字精英，快乐无比、浑浑噩噩地生活在对媒介影响的无知状态中。他们不知道，由于媒介对人无所不在的影响，媒介本身成了讯息，而不是其内容成了讯息。内容（比如和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有关的一切故事）好比一片滋味鲜美的肉，破门而入的窃贼用它来涣散看门狗的注意力，新媒介的影响之所以强烈，恰恰是因为旧媒介变成了它的内容。电台、电视、文字、音乐这些过去的内容载体（旧媒介），如今已全部被整合到了互联网这种新媒介中。随之而来的，是整个社会正在经历一种前所未有的变革，人们的思维方式改变了，即麦克卢汉所说的“中枢神经系统延伸了”。

然而，人类的中枢神经系统通常具备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倾向于将大脑中受影响的区域隔离起来，使它麻人比黄花瘦醉，使它不知道正在发生的东西。嬉皮士和电脑科技发展初期的软件程序员们，正是借助药物将这种隔离之墙打穿——他们已经改变了世界，只是，在这个已经被改变的世界中，仿佛鱼对水的存在浑然不知一样，人把新技术的心理和社会影响维持在无意识的水平——就在新媒介诱发的新环境无所不在、并且我们的感知平衡发生变化时，这个新环境也变得看不见了。

大多数人都认为，反主流文化已被资本家收编，美国广告业的中心麦迪逊大街最终破译了反主流文化的密码，嬉皮们追求自由的主张被资本家们所征用了。在汽油廉价时代，广告商们向消费者展示的是笨重的四轮驱动越野车轻快地穿越具有异国情调的风景，尽管在现实中，这些畸形怪物实际上只是在进行从办公室停车场的小格子里开去超市又返回城郊住宅这样一个地狱般的循环。嬉皮风尚成为后世T台上光鲜的模特们展示的商品，而承载理想的摇滚乐唱片在被资本化之后，如今已随着科技发展带来的媒介载体的改变而沦落到无人问津的地步。像波伦堡这样的婴儿潮一代人追缅那个自己曾身处其中，然而已逝去的时代，他们的偶像们陨落了，虽然这些人已被载入历史，并承载人们的热爱、怀念和记忆，但也正因如此，却将失去他们之后的无聊和乏味呈现得淋漓尽致。事实果真如此吗？

今年5月，《纽约》杂志提到一个出现在大型免费分类网站Craigslist上的很不寻常的广告，一对居住在纽约布鲁克林的年轻夫妇决定以8500美元的价格卖掉自己差不多所有东西，从电器到家具到设计师特别设计的鞋子。这对夫妇计划在卖掉所有东西之后，带着他们两个年幼的孩子启程上路。这个新闻之前两周，《纽约时报》也报道了其他几对做出相似选择的夫妇，这些人也准备放弃自己慢慢积累起的个人财物，带着孩子，离开乏味的、消费驱动的城市，去过一种更高贵、更环保的生活。其中一对夫妇，已开始在一个叫“Cage
Free Family”（出笼家庭）的网站上记录他们的冒险生活，为了和土地重新建立联系，他们离开繁忙的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市，前往一个位于佛蒙特州的、有更多绿色的农场。

如今，这些渴望回归自然的波希米亚人似乎已是少有的珍品了。于是，就有人出来撰文声援他们，认为上诉的出笼家庭可能代表了一个即将到来的新嬉皮时代。

但是，我再问一次，事实果真如此吗？

毋宁说，出于自我保护和自恋的需要，这些人对嬉皮精神之精髓已改头换面这一事实采取全然模式的态度。在试图实践前辈的理念时，他们所做的只是在模仿过去人们的装束、行事方式、一些教条和外在形式，却不知道自己是在因循和炒冷饭。那几对逃离都市生活的夫妇，从另一个角度看，难道他们不是为了追求一种更少压力、更美妙和谐的中产阶半夜凉初透级梦想？毕竟，那对写出笼日记的夫妻，做丈夫的已作为一个成功的软件工程师赚到了足够的钱，他们是在有充分财务保障的前提下，开始自己的“嬉皮寻梦之旅”的。40年前的那些正牌嬉皮绝不会在上路之前，先给自己做好充足的财务保障。

60年代嬉皮们的灵感来源和精神领袖，是如下这些伟大的名字：释迦摩尼、耶稣、老子、甘地、梭罗、罗素、马丁·路德·金……所有这些人都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令世界因他们而发生巨大改变。而列在当代英雄榜上的人，比如大门乐队主唱吉姆·莫里森，说过一段能够很好地诠释当时的嬉皮们所追求的自由的格言：“我喜欢能打破陈规或者推翻现行秩序的想法。对任何与反叛、无序、混乱有关的东西，尤其那些看起来毫无意义的行为，我都有兴趣。对我来说那似乎是一条通往自由之路——外在的自由是带来内在自由的一种方式。”

就吉姆·莫里森所说的这个层面，嬉皮所追求的理想和伍德斯托克精神已经在互联网——这个人类中枢系统的延伸——上得到了部分实现，只是，一个人要想充分感受发生的改变到底有多巨大，他必须具备足够的勇气，敢于做一个真正的域外之人，而不是重复前人之举，去做喜欢给自己贴标签的摇滚乐手和弃绝都市生活的前白领。

像（当年的）阿比·霍夫曼、（当年的）阿尔伯特·霍夫曼、（当年的）詹尼斯·乔普林、（当年的）亨德里克斯、（当年的）乔布斯，（当年的）斯多曼、以及那些传承伍德斯托克精神的（早期）电脑程序员那样，嬉皮精神鼓励人们为创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去探索未知领域，不论那个领域是真实存在的，还是游离于现存体制、规范、理论、文明、科学之外，等待你去发现和创造的。这个未知的领域，还可能是你的大脑之中，那块被既有人类文明束缚住的——精神的洪荒之地。

救赎之路，不在他处。

爱与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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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NICO-H

一个众说纷纭的永恒谜题、一段被照片捕捉到的传世爱情，两个故事，见证了那场对一代人给出定义的音乐节不衰的魅力。

圣婴

40年过去了，对那个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的伍德斯托克婴儿，人们依然没有放弃对他/她的寻找，人们依然在向未知发出召唤，宛如向宇宙深处可能存在的外星人偏执地发送信息、以证明自己并不孤单的人那样，他们在互联网上、在报纸上、在电视上对那个孩子说：“欢迎来到不惑之年，伍德斯托克婴儿——如果你存在的话。”

关于这次分娩，有几种说法，但都难以证实。参加那次音乐节的歌手约翰·塞巴斯蒂安在当时拍的一部片子中说：“有个女人刚生了个小孩，一个命中注定极不寻常的孩子。”另有两位如今依然健在的目击者也证实说，当时的确有分娩发生。音乐节现场的医疗主管后来告诉记者，共有两个孩子出生：一个是母亲被直升飞机运到当地一家医院后分娩的；另一个是在这次音乐节导致的交通大拥堵中诞生的，孩子被生在了堵在路上的汽车里。

《伍德斯托克'69：和平、音乐和医疗服务的三天》一书的作者迈伦·吉特尔曾对此做过调查，访问过当地几家大医院的医生和护佳节又重阳士，但像很多之前对此进行调查的人一样，他一无所获，但他并没有放弃希望：“当时那里有近50万人，半数是女人，95%的人处于育龄，她们观念开放，积极主动。按统计来说，生个把孩子并不是不可能。”

但问题是，从来没有人找到符合条件的出生记录。调查人员曾查阅过本地的出生记录，没有找到相符的文件，当然，周围其他几个城镇可能有这次分娩的记录，迈伦·吉特尔就知道有几例相符，但由于美国隐私法的限制，这些记录不可能被看到，因此也没办法查瑞脑消金兽证这几位可能的伍德斯托克母亲到底是本地人还是外乡人。

其他可能得到真莫道不消魂相的途径来自另外几个目击者的描述，比如自愿救护组织成员格拉迪丝·戴维尼，当时她接到一个求助电话，跟着救护车去了音乐节的某个帐篷，看到一个正处于分娩阵痛中的年轻女人。之后，她主要在张罗救护人员用担架把那个女人抬走。戴维尼肯定自己看到的那种症状是分娩前的阵痛：“我听到她在尖叫，但我没有仔细看她，她痛得很厉害，正在辗转反侧。”戴维尼一直都不知道那个女人最后被带去什么地方了。

艾里奥特·提伯，音乐节的创办者之一、也是李安最新电影《制造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原著作者，他的说法更加活灵活现，比所有人都更胜一筹，说他在那个周末帮忙接生了一个孩子，说那个女人就是在他家开的汽车旅馆中分娩的。

据他说，那个身穿皮夹克的女人是被一辆摩托车带来的，一进门就重重地摔到了地上：“她尖叫着倒在我的脚下，我看到她马上就要生了，就像是出自《飘》里的场景：‘我对生小孩一无所知，斯嘉丽小姐……’我也尖叫起来，就那么叫起来。当时旅馆里也挤满了人，每个人都站在旁边晕乎乎地说：‘耶，太棒了！’他们觉得这很酷。”

提伯说他是在旅馆的地上帮那个女人做的接生，“但我想不起来到底是男孩还是女孩了，我当时有点歇斯底里，也因为她一直在尖叫。大约一个小时后，直升飞机带着医生来了。他们剪断了脐带，把她和孩子都带走了。”提伯认为那个骑摩托车的男人可能就是孩子的父亲，但他不确定。他能记起来的是那个刚做了母亲的女孩。“橄榄色皮肤，眼睛又大又黑。我仍然能想起那双眼睛。她英语说得不好，有法莫道不消魂国口音。在一切结束之后，我对自己居然能记起那么多细节感到震惊。”

几周后，那个女孩用毯子包着她的孩子乘一辆出租车又来拜访，在一个纸板火柴上写下了她和孩子的名字。但这个纸板火柴被提伯弄丢了。“当时谁也不知道它后来会变得那么重要啊。”他说。

1989年，为纪念伍德斯托克音乐节20周年，《生活》杂志策划了一个专题，“他们如今在做什么”，这个专题除刊登参加那次音乐节的人们的故事，还在全球范围内发布通告，寻找到那个湮没在人海中的孩子，但除了找到几个后来被证实为神智不太健全的人，真命天子一直没有出现。

还有一个女人坚信提伯帮忙接生的那个孩子是圣婴，表示要带着圣水去纽约给他施涂油礼。

提伯是个以健谈闻名的人，而且，在这件事上，他前后提供了好几个版本的说法，导致其可信度大打折扣。

如今，对伍德斯托克婴儿的搜寻已冷却下来，当年涌入音乐节的年轻人基本都到了退休年龄。许多当时的紧急救助人员和医务人员，包括音乐节医疗主管威廉·阿布鲁奇医生，都离开了人世。即使真有孩子曾出生在那里，记录的缺乏也令这件事变得渺不可考。阿布鲁奇医生曾就音乐节写过一份全面的报告，六页纸的内容里，详细记录着那三天发生的所有医疗事件（其中，11人被老鼠咬伤、16例胃溃疡、707人吸毒过量），这份报告如今被收藏在当地一家嬉皮博物馆中。那个博物馆所有的文件中，都没有提及这次传说中的分娩事件。

“每一个大事件中总会产生一些谜一样的事，这可能是其中之一，” 这家博物馆馆长韦德·劳伦斯说，“这就类似于纽约州高速公路被关闭的故事，实际情况是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

对伍德斯托克婴儿一个最好的反驳可能是，在过去40年，没有人走到台前面对公众并给出可信的证据来证明自己是生于伍德斯托克，或者在伍德斯托克生过孩子。当然，也有一种说法是，无论母亲还是孩子，都不想让伍德斯托克这一事件来划定自己的生活，于是选择抛弃盛名，保有隐私。

亚当和夏娃：爱在1969

有人选择沉默，但也有人走入了公众视野。

尼克和芭比·艾寇林夫妇是那场著名摇滚音乐节上最著名的一对情侣，在那张40年前由摄影师伯克·乌兹尔拍摄的照片上，一个全身脏兮兮的男孩抱着自己的恋人，两人披着一条沾满泥的被子，在他们周围泥泞潮湿的地上，到处躺着的人一直延伸到视野之外。

这张照片最先出现在《生活》杂志封面上，然后是《伍德斯托克》专辑封面和电影海报上，因其传达出的爱、关怀和守护，成为代表一代人的经典图像，而作为主角的艾寇林夫妇也因此获得了不朽的名声。

尼克和芭比，如今都已年届60，他们是土生土长的纽约本地人，在那个传说中的周末之后两年结婚，尼克目前在纽约橘镇住房部工作，芭比在当地一所小学当住宿保育员。夫妻俩育有两子，分别是马修，30岁；卢克，27岁。一家人住在一栋有10个房间的房子里，离音乐节举办地只有不到一小时车程。房子坐落在一条树木繁茂的路旁，周围是绵延开去的老农场和新建筑。那张著名的照片，如今就挂在他们装饰着光亮木地板和暗色花岗岩台面的厨房墙壁上。

他们根本不记得那张照片是怎么拍的了，“我们没有故意摆姿势，最初，我们和看到那张照片的其他人的反应没什么不同。”尼克说。

他们是在一个朋友家听那张专辑，传看折页护封的时候看到照片的，尼克先是认出了照片偏左上角那只黄色蝴蝶。那是一个叫赫比的人的东西，他们那天一直和他在一起，因为赫比当时很沮丧，他神游物外的时候，和自己的朋友失散了。“在我看到那个蝴蝶样的东西后，我说，嗨，那是我们的毯子。然后我又说，啊，那是我们俩啊。”尼克回忆道。

芭比当时20岁，对此并没有深刻印象：“音乐节那时已经结束了，看上去也不像什么大事件。我当时最着紧的事是，我和我母亲说我要去，她没听说过这次音乐节，但后来她也没说什么。”

这对情侣是在那个周末的中间时段过去的，所有道路都被堵死了。作为本地人，他们知道怎么走小路过去，但是半路上，他们被一个警薄雾浓云愁永昼察拦住，后者只让自带食物和水的车通过。于是，在离场地还有5英里远的地方，他们把自己开的那辆白色1965年产雪佛兰羚羊旅行车停好，徒步前进。路上，看到被人丢弃在路边的那条毯子，就捡起来带在身边。

到这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嬉皮集会20周年、全世界媒体都在寻找他们之前，两人并没有意识到这张照片所产生的影响。事实上，他们对音乐节的主要记忆是当时场地里的气氛，而不是台上的音乐，因为他们离舞台太远了，很多东西没听到也没看到。后来有不少人曾试图诱使两人说出一些发人深省的言帘卷西风论，但芭比一口咬定，印象最深的就是人们的体臭味，还有就是到处都是的呕吐物、潮湿、热得难以忍受的天气、没有厕所，以及远远从台上传来的音乐混合着始终如一的嗡嗡的背景噪音。

“我并不是对那些艺术家不尊重，但对我来说，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实际上就是一次野营。”她说。

他们根本没试图向舞台那边走，但这也令他们从一个独特的视角看到了当时恢弘的场面，一块由几十万人组成的巨幅地毯，更形象的说法是一块小麦田，因为人群正随着音乐而起伏。触目可见的裸体、或穿着类似透明窗帘布的女孩也让尼克和芭比大为惊诧，“这真的是我们一直生活的地方吗？”

很多人都没有自备食物和水，所以大家分享自己有的东西，“一板条箱香蕉在人们头顶传递，你拿一根，然后向下递……”芭比说。

但还是有什么东西让这两个当时还算中规中矩的中产阶半夜凉初透级孩子产生了触动，“我们越走近那个地方，我们看到、闻到和听到的事物越让我们感觉到，那里肯定有某种非常强大的东西，比如说，在站得笔直的士兵周围，那些孩子们席地而坐，正一起分享大麻烟卷……我的意思是，即使在当时，也有洛克菲勒毒薄雾浓云愁永昼品法案……我们越远离那个场景，我越认识到它的意义有多么重大。只要想想，有那么多孩子出现在那里，完全是计划之外的，缺乏补给，完全自发，但没有任何暴力事件发生。”芭比说。

尼克同意芭比的观点：“当时，人们一天到晚都在谈论越战、公民权、女权。世界各地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抗东篱把酒黄昏后议行动正在进行，但就在这时，你在一个周末参加了一次音乐节，你和45万人挤在一起，却没有一起暴力事件发生。”

“太让人吃惊了。”芭比补充道。

至于为什么他们的照片会被选中，尼克有一个理论：“它是那么和平宁静，正是那次音乐节强调的主题。那是对一代人所作的一个真诚、直率的总结。当我看着那张照片时，我看到的不是芭比和我。我看到的是我们那一代人。那对裹着毯子的情侣成为我们那一代人所宣扬的和平、统一和友爱的象征。那很酷。”

迈克尔·杰克逊的沙堡

chiermusan — Tue, 28 Jul 2009 00:00:00 +0000

文/Nico-H

刊于《东方企业家》

死者沉默。世事喧嚣如许。从喧嚣中退开半步之后，人们不禁要问，究竟是谁杀死了迈
克尔·杰克逊？是巨额债务？是他活着时对他不留情面、肆意嘲弄，在他死后却对他推崇备至、将他奉若神明的公众和媒体？是那些如秃鹫般窥视他财产的债权人、
法律顾问、演出承办商，以及至亲好友？是他的私人医生？还是他自己？

落幕

洛杉矶当地时间6月25日快中午的时候，在被静脉注射了一针疑为丙泊酚的强效镇静剂之后，杰克逊很快倒在自己租住豪宅的地板上，他12岁的大儿子看到父亲
躺在地上，以为调皮的父亲又在和自己做游戏。片刻之后，助手发现杰克逊已停止呼吸。在等待救护车到来时，助手对杰克逊做了人工呼吸，却没有效果。杰克逊再
也没有苏醒过来。

此前一天，杰克逊刚刚在洛杉矶的斯坦普斯中心做了一场完整的彩排，为即将到来的伦敦O2体育场的回归系列演出“This Is
It”做准备。当天在场的人除了杰克逊，还有他的乐队成员、工作人员、舞指、12个伴舞，以及少数嘉宾，总共约有80人见证了一代歌王的天鹅绝唱。据受邀
观看他彩排的格莱美最佳制片人奖获得者肯·欧利希说，他看了五六个节目，完全被杰克逊的活力和专注所折服。

一天之后，肯·欧利希听到了杰克逊的死讯。

此前，杰克逊的身体已出现很多严重问题：罕见的呼吸器官疾病、左眼只剩5%的视力，还有胃肠道出血的老莫道不消魂毛病，以及因过度整容而导致的颈部和面部皮肤癌变，
但事情似乎还没那么糟糕，毕竟，杰克逊对自己的身体状况疑神疑鬼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而且，他的私人医生康拉德·默里和皮肤科医生阿诺德·克莱因都向他
保证，他的病治愈的机会很大。得到这种保证的杰克逊虽然依然情绪很坏，但他还是决定按预期完成演出。

康拉德·默里事后被证明有谋杀嫌疑，阿诺德·克莱因也收到了警方的传票。

杰克逊身边一个不愿公开姓名的人士透露，杰克逊周围的人根本不在乎他对药物的滥用。只要他高兴，他们可以做任何事。就像杰克逊一样，他们的未来也寄望于伦
敦的演出，为了能让演出如期进行，他们任何事都能做出来。“他的团队试图让世人相信他一切都好，可事实上，他全靠药物才能演出。”

除了自己团队成员明里暗里施加的压力，还有来自演出主办方AEG公司的逼迫，正是他们将原本10场的演出增加到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50场。杰克逊家族的律
师布莱恩·奥克斯曼在他死后对媒体说，为了完成演出，演出承办者根本不顾杰克逊的身体状况。言下之意，所有这些人都应该对他的死负责。

2009年，杰克逊已濒临破产边缘。据《华尔街日报》此前的报道，挥金如土的生活方式和巨额的法律费用，令他的债务总额接近5亿美元，他同时还拖欠着通过
抵押乌有之乡（Neverland）庄园而获得的2450万美元贷款。杰克逊开始为钱的事恐慌。而解决债务问题的一个办法就是开巡回演唱会。为杰克逊制作
过不少演出服装和配饰（比如他那只标志性的水晶白手套）的水晶制作公司施华洛世奇，闻讯之后，马上为他定制了一套镶着30万颗水晶的新演出服。

“他的债权人遍布世界，他希望能通过这次演出偿还这些债务，并为自己创造一个现金流，”据他身边的亲信透露说。

伦敦O2体育场50场系列演出的门票，发售几天内就告售罄，75万张门票带来共计8500万美元的收入。除了舞台表演，杰克逊这次的回归还包括其他几项商
业行为：出一张演出DVD、一款电视游戏、发行多年以来的首张新单曲唱片……如果一切顺利，他估计能赚超过4亿美元，基本能把大部分债务解决掉。

但是，在6月25日之前几天，除了繁重的排练已令他脆弱的身体吃不消，杰克逊的精神也彻底崩溃了。“迈克尔的情绪很不稳定，他不停说，他必须完成这场演
出，因为他欠的钱太多了。他确信，如果他不在伦敦演出，他就会死，‘他们会杀了我。’但没人真的明白他说的‘他们’是指谁，他看上去像个偏执狂患者。”这
位知情人士透露说。

时间再往前追溯，6月9日，疲惫不堪的杰克逊对身边的亲信说：“我想去个更好的地方。”

死杰克经济学

为了还债、一定程度上也为了东山再起而决定走出隐居生活、重现江湖的杰克逊，出师未捷身先死，相比这个星球的居民对失去他而表现出的震惊、悲痛、乃至内
疚，其死亡原因是否谋杀，似乎已没那么重要了。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这个中年怪叔叔的前世今生被挖了个底朝天，一辈子都注意保持个人隐私的杰克逊，在他
死后，一切都被暴露在青天白日之下。

围绕杰克逊之死一个更加有趣的现象是，我们这个时代被嘲笑最多、受诽谤最多的人，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圣人。也是在一夜之间，杰克逊从一个美国公民，
变成了属于全世界的偶像。他去世之后的世界，几乎成了一个大同世界，在墨西哥城、上海、北京、纽约、伦敦、台湾……这个名字和它所代表的形象无所不在。曾
经被英国小报谑称为“疯杰克”的他重回世界之巅，但是，躺在金棺材里的“疯杰克”再也疯不起来了，他变成了“死杰克”。

对财务问题几乎一窍不通的“疯杰克”免不了被人利用、被人欺骗，在“死杰克”身上打主意的人就更是有恃无恐了，即使是他的亲人，也在考虑如何在“死杰克”身上实现利益最大化。

杰克逊刚去世两天，他的前经纪人托姆·托姆就给杰克逊家族的人出主意说，最好把他安葬在位于加州圣芭芭拉市郊Los
Olivos镇、方圆2600英亩的乌有之乡庄园。托姆现在柯罗尼资本集团工作，而这家公司目前持有乌有之乡的贷款抵押票据。如果杰克逊能如他所愿被葬在
乌有之乡，那么这里就像安葬着猫王遗体的猫王故居Graceland般，成为一个圣地，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滚滚钱财，大家都能皆大欢喜。但这个想法最终却未
能如愿，首先，在后花园埋葬一个人需要得到法律许可，其次，Los
Olivos镇几年前就拒绝了把乌有之乡变成度假村的想法，因为乌有之乡坐落在一条双车道的乡村公路旁，镇政府认为他们处理不了肯定会增加的交通负担和大
量游客、歌迷、朝圣者。

负责杰克逊生前O2演唱会的AEG公司打起了杰克逊纪念品的主意，公司还在讨论举办一个展示杰克逊准备演唱会的活动，另外发行他演唱会彩排的DVD。

除了就名人效应和轰动效应的附加值打主意这些人，另外那些直接是对杰克逊遗产虎视眈眈的人，即使有机会把钱拿到手，也必须有足够的耐心才行。找出杰克逊的
准确死因需要几周时间，他的遗产清算花费的时间可远不止此，这些注定要耗时费日的事项诸如：追踪杰克逊的资产，确定他的债务，分摊债权人薄雾浓云愁永昼权益，以及确认受
惠者。

50岁的杰克逊在40多年的职业生涯里共赚了约10亿美元，但他的挥霍无度和庞大的法律纠纷带来的账单，使得留给他3个孩子和其他受益人的钱算下来没剩多
少。债权人债权的可能范围为4亿美元甚至更多。如果负债超过资产，那么遗产受益人拥有的将只是一份破产财产，法院会在债权人中分割资产，这就相当于进入破
产程序。

债权人们之所以允许让杰克逊给自己挖那么大一个坑，是因为他作为抵押的东西是摇钱树——包括250多首披头士歌曲及数十万首其他作品的音乐版权目录股份。
这个版权目录是他在1985年花4750万美元抢购的，10年后，索尼公司付给杰克逊9500万美元，买了50%的股权，并组成一个叫索尼/ATV的合资
公司。杰克逊的这笔投资堪称完美，到现在，这个公司的价值已远不止当初那个数。杰克逊以这套歌目做抵押，获得了大笔借款，仅从巴克莱商业银行就借了3亿美
元。

现在，同样的这些债权人为了把杰克逊的遗产快速转换成追缴到手的现金，他们可能会施加压力，将作为抵押物的歌曲版权股份拍卖变现。

但即使如此，这份资产的估价，也要花很长时间。特别是在目前这样一个令人费解的音乐市场，这些版权，特别是披头士的部分，到底该如何进行估价？这里引用早先爆出的一个非正式估价：5亿-10亿美元。

作为一个媒体和市场宠儿，杰克逊也具备自己品牌价值，这方面的收益，继承人有权持有几十年的时间。他在流行文化中的地位使这份资产价值连城，类似于吉米·亨德里克斯、玛丽莲·梦露和猫王这样的艺术家，在他去世很久之后，都能持续地产生收益。

但考虑到杰克逊因为娈童案、多次整容和经年的怪异举止而受损的形象，有人对他是否具备如此潜力表示怀疑。也许，随着时间过去，人们对迈克尔·杰克逊的拥戴将逐渐衰弱，最终，人们在说到杰克逊时，昔日的流行音乐之王将可能只是个相对意义上的穷人的形象。

杰克逊的遗产还包括近两百首未公开的原创歌曲版权，这批歌曲的版权据说约值1亿美元，受益人是杰克逊的子女。另外，就目前所知，杰克逊先后订立的遗嘱不止
一份。7月7日，洛杉矶高等法院做出裁定所依据的遗嘱是杰克逊于2002年7月7日幼子迈克尔王子二世出生后所立，根据这份遗嘱，杰克逊的母亲凯萨琳将获
得遗产的40%，3个孩子（分别是12岁的迈克尔王子、11岁的帕丽斯和7岁的迈克尔王子二世）则获得另外的40%，余下的20%将捐献给几个儿童慈善基
金会。

许多法律界人士都认为，接下来将要处理的杰克逊的巨额债务和其他的可能受益人，都不可避免地要使这场遗产官司变得旷日持久。

世界之巅

杰克逊的名望是来自另一个年代的幻影，准确地说，这种名望的得来，主要是因为他用看似毫不费力的方式，从稍微有点沉闷的70年代，滑入了80年代早期生机勃勃的MTV年代。但这是25年前的事了。

在布鲁斯·斯普林斯汀、警薄雾浓云愁永昼察和滚石乐队这样的超级明星极有效率地横扫世界各地的舞台，赚到手3亿、4亿、甚至5亿美元的时候，杰克逊在哪里呢？

我们都知道，在他生命的最后12年，他几乎不曾出现在舞台上。

杰克逊来自久远年代的另一个证明是，在他死之后，充斥所有新闻报道和纪念活动中的受害人情意结。

马龙·杰克逊，杰克逊五兄弟乐队的创始成员之一，在杰克逊的葬礼上，他对自己弟弟的一生总结道：“总是被评判、被嘲弄——一个人能承受多少痛苦呢？可能现在，迈克尔，他们会让你安静会儿了。”

民权活动家艾尔·夏普顿排比句式的演讲也获得了经久不息的喝彩：“他唱歌唱得比那些嘲笑他的人好，他跳舞跳得比那些怀疑他的人好，他比那些悲观的人更优秀。每次他被击倒，他都站了起来。”

甚至杰克逊伦敦系列演出的承办方AEG的主管，也粉墨登场，对《公告牌》杂志说出如下箴言：“对我来说，这次悼念活动的成功是由这样的事实来衡量的：我认
为我们能更加人性化我的朋友，抹去媒体对他的歪曲。”几乎所有杰克逊的密友、同事都统一口径说，在杰克逊死前几年，他就将自己放逐到了虚幻的世界里。杰克
逊想办法说服自己以及他的家人和党羽——
他并不强大，他实际上是某种神秘焦虑症的受害者，总在担心自己得病、被公众迫东篱把酒黄昏后害，加上还有一些秘密的伤心事，所有这些，都使得这个孩子式的男人害怕得发
抖。

但现实并非如此。杰克逊60年代在一个黑人工人阶半夜凉初透级家庭长大，据他父亲自己的说法，他没有用棍子揍过杰克逊，但据杰克逊家族的孩子们说，他动辄棍棒相加。据杰克逊后来说，自己和一群好色的哥哥们巡演，他们总是把骨肉皮们带回酒店房间，并警告畏缩的杰克逊别睁开眼睛。

对一个不到13岁的孩子来说，这的确不是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

但另一方面，杰克逊在10岁时就有唱片合约在手，11岁已成为名人，没几个人在12岁就能得到6位数的版税。他的乐队，杰克逊五兄弟，对一夜成名感到非常快乐。

从那时起，童星杰克逊就持续大热。在很聪明地脱离了摩城唱片公司之后，他和他的兄弟们拥有了更多的热门歌曲。他的第一张成年期的个人唱片《Off
the
Wall》，一出街就大获成功，广受好评，直至现在还是经典。他的第二张成年期个人专辑就是有史以来销量最高的《颤栗》，此专辑销量的最新统计数字据说已
达1.12亿张，吉尼斯世界纪录认可的数字是1.04亿张。

执意要寻找杰克逊生命中的阴影，可能会有点困难。比如，据说，在雇用昆西·琼斯制作他个人专辑这件事上，他的唱片公司的做法曾令他不快。杰克逊明显对《Off the Wall》没有获得足够多的格莱美奖感到恼火。他无疑从来没对《颤栗》获得的反响有过任何抱怨和不满。

做完《颤栗》之后，杰克逊24岁。他必须要做的事不外乎在歌迷中保持其影响力，以及继续制作出了不起的专辑。

然而，杰克逊没有继续专注于音乐，反而开始对自己的外貌感到困扰。他改变了自己的样子，起先还比较克制，只是稍微调整，后来就演变成了一场灾难。他的形象
塑造也随之出现改变。出现在《Off the
Wall》和《颤栗》封面上那个性感而迷人的年轻男子突然变“坏”了（就像他的下一张专辑名《Bad》所表达的），在之后的专辑中，他进一步成为“危险的
”（《Dangerous》）。

1983年的音乐录影带《颤栗》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13分钟短片，由电影《动物屋》的导演约翰·兰迪斯执导，化装师则是获得过奥斯卡最佳化装奖的李克·贝克。在当时，简直难以想象拍一部MV居然能花掉120万美元。

但到了1991年拍《Black or
White》的MV时，成本翻了几倍，据说达700万美元，历时两个月才拍摄完成。所有的电视媒体，如果想得到这部MV的首映权，必须先和杰克逊达成一笔
交易，那就是在节目中称他为“流行音乐之王”（King of Pop由来于此）。这也是他想方设法要让世人知道他有多著名的开端。

6月25日，这个自封的流行音乐之王去世之后，有人评价他当年这个行为：“他称自己为流行音乐之王，这是一个相当勇敢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这从根本上重
新定义了黑人表演者同音乐的关系，从黑人作为自我的导演和自我的神话塑造者的层面上说，杰克逊可能为后来的奥巴马铺平了道路。”

相比上面这种说法，我更喜欢《华尔街日报》某篇关于杰克逊的报道之后，一个叫luckyon的美国网友的留言：“杰克逊就像我们的国家一样，我希望美国不要遭受同样的命运，我希望总统和国会能注意到这一点。”

沙堡

1995年的专辑《HIStory》（注意前面3个字母的大写）的封面上，是一尊苏维埃式的杰克逊雕像，当杰克逊公开露面时，雕像的复制品会提前树立起来。

之后的杰克逊对创造完全失去了兴趣。在生命的最后18年，他又出了两张新唱片。全球巡演过两次。其中分别于1993、1996年两度在台湾开演唱会。然
而，几近成行的杰克逊北京之旅却最终流产，其中原因众说纷纭，一个最有趣的版本是，大陆方面认为杰克逊跳舞时，习惯性用右手捂住私莫道不消魂处的动作，
“不符合大陆习俗”。

除了几场在夏威夷的演出，他未出席美国的演出。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巡演中是在1997年。

生命的最后几年，杰克逊更多时间花在了法庭上，而不是舞台上。除了关于演出和商业协议的五花八门的民事诉讼，杰克逊最臭名昭著的案子是性侵犯儿童的指控。
1993年，他被指控猥亵一名13岁的男孩，乔丹·钱德勒，这件事震惊世界。杰克逊付给那个孩子的家人2200万美元，此案获得庭外和解。当事男孩协助调
查，但因为缺乏证据，他没有再起诉杰克逊。杰克逊后来宣称：“我宁可把自己的手砍掉，也不愿去伤害一个孩子，我从未做过那样的事。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所
有这些邪有暗香盈袖恶的谣言伤我有多深。”同年，他迷上了止痛药，11月，百事公司撤走了赞助他巡演的3500万美元，迈克尔被迫取消了接下来所有的演出。

首次娈童案指控后不久，从未和女人发展过严肃关系的杰克逊，宣布已经和丽莎·玛丽·普莱斯利结婚，流行音乐之王和摇滚之王的女儿联姻。1994年MTV音
乐录影带大奖颁奖礼上，这对夫妇在公众面前深情拥吻，“想想看，没人认为这会持久，”杰克逊一边吻他新婚的妻子，一边说。

丽莎·玛丽在2003年告诉《滚石》杂志，她“被吓坏了，那是他经纪人的主意。我觉得那件事很愚蠢。”她还说，结婚是真的，不是欺骗，他们有过性关系。但的确，这段关系没有持续多长时间，两人在大约20个月之后离婚。

1996年，他娶了黛比·罗，他皮肤科医生办公室的护佳节又重阳士。她给他生了两个孩子，帕丽斯和迈克尔王子，后来，作为他们离婚协议中的部分条款，两个孩子的全权
抚养权归杰克逊所有。但多年以来，两个孩子的面孔几乎很少出现在公众视线中，因为杰克逊一直坚持用丝巾蒙住他们的脸。更让人不可理解的是杰克逊对待第三个
孩子杰克逊王子二世的做法，这个孩子由一名神秘的代孕母亲生于2002年。杰克逊从一家德国酒店房间的阳台上把孩子悬空抱出去，那些楼下惊恐的围观者以为
杰克逊要把孩子扔下去。杰克逊后来承认这个恶作剧是一次可怕的错误。

杰克逊一直声称自己是迈克尔王子和帕丽斯的亲生父亲，在有人指出孩子是白人时，他会温和地表示反对。

有人那些在乎杰克逊和喜欢他音乐的人，应该了解的一点是，在这世界上，迈克尔·杰克逊有一个敌人，那就是迈克尔·杰克逊。他显然有一些不怎么严重、但难以
启齿的身体疾病，比如白癜风。但更严重的问题是，他显然受某种心理状况的折磨，使得他想要从身体上改变自己——直到最终无法补救。

2002年，钱的问题也开始折磨他，之前演唱会的出资人马塞尔·埃夫拉穆起诉迈克尔有几场演出缺席。

2003年，杰克逊再一次被一名13岁的玩伴控告，这个孩子曾出现在纪有暗香盈袖录片《迈克尔·杰克逊的生活》中，他和杰克逊拉着手，说他们睡在一间屋子里。当儿童
福利调查人员开始调查他们的关系时，两人的友谊结束了。这个男孩和他的家人指控杰克逊猥亵他。案件的审理成为一次媒体事件，尽管陪审团于2005年宣判杰
克逊无罪。但是，这个案子曝光了杰克逊日益严重的财务问题，据报道，当时他的债务高达1.5亿美元。

可能是为了缓解糟糕的财务状况，2003年8月，《华尔街日报》报道说，杰克逊将在当年9月13日将乌有之乡庄园向公众开放一天。双人票5000美元一
张，其中1000美元将捐给慈善机构。这样总共算下来，杰克逊能获得125万美元收入。但是，人手一份的“美食袋”据说每个价值1000美元。如果这是他
自掏腰包，加上给慈善机构的20%，他从这次活动中最多能拿走的50万美元。对这样一位挥金如土的大明星来说，这点钱没什么用。但事后看来，这次行动说明
杰克逊还是试过在财务上进行自救的。只是手段实在不太高明。同年，埃夫拉穆从杰克逊那里获得数百万美元的赔偿。

债务问题最终迫使杰克逊将他心爱的乌有之乡庄园抵押，他开始过一种在世界各地游荡的生活。

综观迈克尔·杰克逊悲剧性的一生，尽管他拥有巨额资产、一个大家族和一张由名人朋友组成的巨大关系网，但所有这些有利因素都未能阻止他滑向毁灭。他没有选
择投入他们的怀抱，而是选择从他的艺术世界中逃离，成了一个瘾君子，将自己的名誉毁坏殆尽，令巨额财富灰飞烟灭，投入显然是荒唐荒谬的公共关系战役，将自
己的生活变成一场世界级的怪物真人秀。

在2003年那部可怕的纪有暗香盈袖录片《迈克尔·杰克逊的生活》中，他看上去活脱就像是《欲望号街车》中那个被欲望，死亡和疯癫笼罩的女主角布兰奇·杜博斯。一样地沉湎于幻想，一样地蔑视传统道德标准。面对镜头的杰克逊一边摆弄他的头发，一边神经质地嗤笑着，宛如一只悲哀的飞蛾。

他否认那个肮脏的过去，否认基本现实，而他用来抵御外面那个真实世界的东西，除了当时那个他身处其中的乌有之乡，还有的就是不切实际。他为自己盖起了一个巨大沙堡，但这个沙堡从一开始就不够坚固。

我们是不是可以因此得出结论说，杰克逊的悲剧几乎完全是他一手策划的？

而在这个城堡倒塌时，他（选择）被活埋在了里面。

迈克尔·杰克逊死时，比猫王大8岁。但两人的死法相似：独自和那个本来能拯救他的人共处一室。14年前，杰克逊曾对还是自己妻子的丽莎·玛丽说：“我怀疑我很有可能会像你父亲那样死去。”不幸一语成谶。

一个教统治者如何进行统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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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Nico-H

刊于《读库》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邦佛罗伦萨的监狱中流行一种刑罚，“坠吊刑”（strappado）：手腕从背后捆佳节又重阳绑的犯人被一根绳子吊在空中，从高处朝地面突然坠落，如此往复，直到他招供。这种 ** 经常会导致肩关节脱臼，肌肉撕裂，乃至令犯人的一条或两条胳膊残废。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据说经受了6次“自由落体运动”的尼科洛·马基雅维里（Niccolò Machiavelli），在之后要来了笔和纸，开始写东西。

马基雅维里没什么好招供的，尽管名字出现在密谋者名单中，但他并未参与这次针对美第奇家族成员的暗东篱把酒黄昏后杀阴谋，后者是这个城邦新复辟的僭主。（此次谋杀行动的目标是朱利亚诺·德·美第奇，另一说是他的兄弟、红衣主教焦万尼，即未来的教皇利奥十世）。

1513年2月，遭关押两周后，为重见天日，马基雅维里不顾伤痛，要来纸笔，写了两首十四行诗，题献给“伟大的朱利亚诺”，除了希望激起怜悯，字里行间还透出一种大胆和显然不被厄运压制的风趣。“我坐着我的大腿,，朱利亚诺，戴着脚镣”，他的开场白。然后他继续写道，牢房墙上的虱子有蝴蝶那么大，他周围钥匙和挂锁发出的噪音叮当作响，像朱庇特神发出的霹雳。或许担心这些句子不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马基雅维里愤慨控诉：这就是诗人们遭受的待遇！

美第奇家族一贯以其艺术支助者的声名自豪，但不同于但丁，马基雅维里闻名于世并不因他写的诗，也没有史料记载说他得到过美第奇家族的资助。马基雅维里的父亲受人尊敬但不富有，与人文主义者和共和国官半夜凉初透员过从甚密，他的两个兄弟曾因反对美第奇家族王朝的创始人科西莫而被斩首。科西莫在1434年从流放地归来后，为了保护美第奇家族的巨大财富，将具有历史先进性的共和国送进了坟墓。

似乎在马基雅维里年纪还小时，他父亲就已把他引荐到了当时佛罗伦萨的学者圈中，那时统治这个城邦的是深得学者和人民爱戴的洛伦佐·德·美第奇，在他治下的几十年里，佛罗伦萨人并未感觉到被统治的压迫和耻辱。洛伦佐于1492年去世，两年后，美第奇家族被赶出这个城市。马基雅维里当时25岁；洛伦佐最小的儿子朱利亚诺·德·美第奇，只有15岁。多明我会的托钵僧萨夫那洛拉取代了美第奇家族在城市中的地位。

马基雅维里从来都不是这个托钵僧的信徒，对后者那些虔诚的谎言不屑一顾，但他很欣赏萨夫那洛拉对共和政体所做的改良。

以城邦救世主面目示人的萨夫那洛拉，不久就领略到了现实的残酷，派系斗争中惨败的他在遭受14次“坠吊刑”后，被绞死，尸体被焚烧，挫骨扬灰于阿尔诺河。

1498年，无论是上帝还是萨夫那洛拉的信徒在政府中都没有立足之地，而马基雅维里则在这一年得到一份自己挚爱的工作。之后14年，他骄傲地为重回共和政体的佛罗伦萨服务，这个自由的城邦必须谨慎地加固，以对抗蛰伏的美第奇家族势力，或是其他贵族可能带来的威胁。保卫这个城市自由的首要机构是刚成立的大参议会，由超过3000名公民组成，对只有5万人口的佛罗伦萨来说，是该城历史上社会基础最广的会议。

29岁的马基雅维里于1498年5月28日——萨夫那洛拉死后第4天——被提名担任第二秘书团秘书，提名于6月19日获通过，他被委派处理外交和殖民地相关事宜。他体力充沛，头脑灵活（他曾故意不以为意地自夸能写“希腊文、拉丁文、希伯来文和符合占星术的”文书），任职不到一个月就获额外委派，作为战争十人委员会秘书去处理重大外交事务，而且通常是去面对迫在眉睫的危机。

战争从未远离，在当时，法莫道不消魂国、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因互相竞争而连年交战，羸弱而纷争不断的意大利各城邦——米兰公国、热那亚、佛罗伦萨、威尼斯、那不勒斯，以及数量众多的小公爵领地、侯爵领地和共和国，成为他们野蛮军队交锋的战场。这些城邦发现，由于缺乏统一阵线，他们很难使自己不受侵犯。

更糟的是，意大利领土上名目繁多的各权力体系主要靠雇佣兵来保家卫国，那些雇佣兵比现在一流的球员还抢手，而且一旦有人出价更高，他们立刻就会倒戈相向。就是在这种局势中，马基雅维里临危受命，鞍囊中装上几本书，策马飞奔去向各城邦表明佛罗伦萨的立场，并在同时发回他的考察报告。他的职责就是探明那些统治者的意图：他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他的想法为什么会转变；是什么令他前进或撤退——并通过双方的谈判和冲突来预测未来局势。总体而言，执政团似乎期望他具备心理学家的天赋以完成预半夜凉初透言家的任务。

他干得很不赖。尽管由于贫困而不能成为大使，但他不无得意地称自己为佛罗伦萨的国务秘书，他发回的文书中，对局势的判断冷静而准确，共和国最高执政官皮耶尔·索德里尼将他视为自己左膀右臂。他被派往法王路易十二、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的宫廷——对不同政体和君主们迥异的个人性格所做的考察开阔了他的眼界。像心理学家一样，马基雅维里对人类的思维方式充满好奇。在与他打过交道的所有君主中，给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西班牙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儿子恺撒·博尔贾，其时博尔贾正处于权力巅峰，1502年，全身素黑的他在自己刚刚征服的乌尔比诺的公爵宫殿里接待了马基雅维里。

博尔贾生性勇猛、攻击速度很快、极其狡诈，通过这些手段，他占领了意大利中部巨大的版图。马基雅维里特别赞赏博尔贾得到乌尔比诺的手法：先是请求乌尔比诺公爵借给他炮兵部队去攻打临近城镇，然后返回处于不设防状态的公爵领地，废黜了乌尔比诺公爵并取而代之。让马基雅维里深感无奈的是，相比博尔贾令人震惊的效率，佛罗伦萨共和国的迟钝和谨小慎微令人沮丧。审慎虽是一种美德，但也有其不足，佛罗伦萨的敌人博尔贾给他们上了很好的一课。在这个残忍的年轻武士身上，马基雅维里看到了一个潜在的英雄：一位足够强大的领袖，能够带领人民将意大利领土上的外国莫道不消魂军队赶出去，使它成为真正统一的国度，而不再是诗人们在诗歌中的幻想。

惊讶不已的国务秘书从博尔贾这里学到了最实用的一招，必须组建一支国民军。在之前某场战役中，博尔贾雇来替他打仗的雇佣军曾阴谋策反，此后，博尔贾开始从已攻克的领土上招募农夫组建自己的军队。马基雅维里认识到了这种做法的优势，特别是佛罗伦萨有过用雇佣军去和比萨作战，可一旦战争变得艰苦，雇佣兵就耻辱地掉头逃跑的惨痛经历，这种优势变得更加明显。

究竟谁会为几个弗罗林卖命（何况共和国的支付能力还极其有限）？另一方面，谁会不愿意为自己的祖国战死沙场？1505年，在克服各种非难和质疑后，马基雅维里拉起了一支队伍。在1506年2月15日，400名托斯卡纳的农民穿着“白色紧身衣，红白图案的长袜，头戴白帽，胸套铁甲”，手持长矛或火枪，军容严整地接受了检阅。3年后，在一场持续15年的与比萨的战争中，马基雅维里率领一支千人军队——出乎大多数人意料——取得了胜利。

马基雅维里卓越的军事将领声誉保持到了1512年，这支军队去守卫临近的城市普拉托，在西班牙野蛮军队的攻击下，佛罗伦萨国民军乱了阵脚，扔掉武器就跑，比最胆小的雇佣兵还要鲜廉寡耻。更糟的是，这次战败使佛罗伦萨处于法兰西VS西班牙-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组成的神圣同盟这场更大的战役中失败者一方。“普拉托之劫”标志着佛罗伦萨共和国的终结，蓄谋已久的美第奇派系抓住机会，推翻了共和国，此事发生在1512年9月，在被驱逐18年后，美第奇家族重掌大权。与此同时，大参议会和马基雅维里的民兵组织被解散。

马基雅维里很快就失去了秘书一职，但他似乎认定自己还是保有某种特权的，他写了一篇被现代编者称为《致美第奇派》的长文，为之前的执政官皮耶尔·索德里尼说情，后者已在他的帮助下流莫道不消魂亡。在这篇文章中，以马基雅维里式的言简意赅，他对美第奇派系对索德里尼名誉和事迹持续进行的妖魔化提出反对意见。马基雅维里对此给出的政治理由（“攻击一个已经逃亡的人，只会有损于美第奇政府自身的势力，而无损其对手分毫”），看来似乎是以自己作为一个佛罗伦萨人的名义在为朋友仗义执言。当然，几个月后的1513年2月，经历过监禁和坠吊刑的折磨，他渴望感化美第奇家族的念头全部烟消云散了。

朱利亚诺·德·美第奇到底有没有读马基雅维里写给他的十四行诗已不得而知，但显然，马基雅维里采取的手段没有奏效。被关一个月后，他获释出狱，这要感谢一个始料未及的好运。枢机主教焦万尼·德·美第奇当选为教皇（即利奥十世），这是美第奇家族的首位教皇，大权在握、信心十足的美第奇家族因此实施 ** ，除几个主谋外，释放了跟那次阴谋有牵连的其他人。在教皇当选的头4天，所有佛罗伦萨人都欣喜若狂，想着新当选的教皇会把种种丰厚的好处分给自己的同胞。在萎靡不振的前秘书回家的途中，焰火、篝火、钟声和炮声与他的落寞形成了鲜明对比。

甚至在这时，马基雅维里依然希望新统治者能再度起用他。他有丰富的经验，正当壮年（43岁），精力充沛，而且在为共和国事务奔波的那些年里，已充分展现出自己是个值得信赖、堪当大任的人。“我的贫穷就是我忠诚和德行的证明。”他对一位朋友说。他不顾一切想要重回旧宫，但直到那年春天，他依然被排斥在政坛之外。

不久之后，复职无望的他和妻儿离开城市，搬到父亲留给他的农场中，在那个杂草蔓生、摇摇欲坠的地方，他以捕鸟和打扑克度日，沉溺于日常生活的闲散中。但在夜幕降临后，他回到家，回到他的书斋，脱去白天肮脏的工作服，换上朝服，“整我仪容，进入古人所在的往昔宫廷，”在一封文艺复兴时期最著名的信中，他写道，“在那里，我毫无顾忌地跟他们交谈，问他们出于什么动机而做出那些行动，他们亲切地回答我的问题。”李维、西塞罗、维吉尔、塔西佗……他将他们的回答记录在案，加入从他亲历的历史中得到的观察，1513年末，他完成一本传授治国术的小书，一本绝对实用，讲述如何对待军队和堡垒、如何巩固权力的书——他的目的是“给通晓它的人写点有用的东西”，所以在探讨人们和他们的行为时，他“基于现实而非想象”。在马基雅维里之前，从未有哪位作家能以如此直白的方式证明，真莫道不消魂相是如此可怕。

《君主论》，马基雅维里为统治者写的入门指南，直到1532年——马基雅维里去世近5年后——才首次出版，之前一直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民间流传，而甫一面市，它就成为西方政治思想和实践中的一桩丑闻，憎恶者有之，迷恋者也不乏。诞生10年后，某位英国枢机主教宣称，本书的作者是“人类的敌人”。亨利八世公然反抗教皇权威并夺取了教会，被认为是受到马基雅维里的启发。大约30年后，在法莫道不消魂国，为皇后凯瑟琳·德·美第奇下令屠有暗香盈袖杀2000名反叛的新教徒担当罪责的，又是这本书（她被看作是一个马基雅维里主义者与她的家族也不无关系）。

马基雅维里日益声名狼藉，但这种声名狼藉很少是由于这本不合常态的书所传达的知识造成的，更多是因为人们曲解它的意思而做出很多骇人听闻的事（它被冠以“魔鬼的花招”之名，马基雅维里也被人看作“邪有暗香盈袖恶教师”）。无论哪里的君主从教会或贵族那里篡夺权力、无论引人注目的诡计和残忍的暴行在何时被运用，马基雅维里和他的这本小册子都脱不开干系，似乎他的学说之所以威力巨大，是因为他的羽毛笔在毒药中浸泡过，以至于威胁到了整个欧洲的权力结构。

如此大范围的义愤是怎么造成的？我们可以在脱离上下文语境的情况下（他的攻击者们不会不了解这种手法），例举马基雅维里一些最引人注意的邪有暗香盈袖恶观点：君主，尤其是新生的君主，不可能身体力行所谓好人应做的所有事情。为了保住他的地位，往往不得不悖逆诚实、悖逆仁慈、悖逆人道、悖逆信仰；一位机敏的君主从来不乏正当理由使他的背信弃义显得冠冕堂皇；要么去善待人们，要么就把他们消灭掉，因为，受到轻微伤害的人还有报复的可能，受到沉重伤害，他就无力报复了，所以，要加害于人，就应害到不必担心会遭报复的程度；人们对于失去父亲要比失去父亲的遗产忘得更快。

还有如下这种对黑暗面的蒸馏提炼：人们的实际生活是一回事，而应当如何生活则是另一回事。一个人要是一味假设而把现实置诸脑后，那么他学会的将不是如何自存，而是如何自戕，因为，谁要是执意在任何环境中都想积德行善，那么他在众多不善之人当中一定会一败涂地。

《君主论》是马基雅维里写给年轻的或刚刚成为君主的人的一本职业入门指南，目的是对他们对事务的判断产生影响，并更进一步，对国家的未来产生影响。一名哲学家再也找不到比写这样一本书更好的办法，去对人类的命运产生更加直接的影响了；或者，实事求是地说，再也找不到更好的方法去谋求得到一份王室职位了。《论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君主的教育》一书写于马基雅维里完成《君主论》两年之后，它的作者、荷兰人文主义者和学者伊拉斯谟最初将它献给了西班牙国王查尔斯，但未能得到期望的奖赏，之后又献给了亨利八世，这本书的中心思想是如下伪善的劝告，“必须先于一切其他观念，将如何尽可能深入理解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的方法灌输到君主的头脑中”。马基雅维里完全反其道而行，认为君主应该尽可能去领会恺撒·博尔贾为取得权力所采取的手段。

马基雅维里的文本所表达的内涵，即使不是改良主义的，也是非常复杂，然而，由于他简洁明快的写作技巧，使文本的表层意义一目了然，其深层含义很容易被跳过和忽略。人们可能不愿意承认，但马基雅维里所描述的，的确就是现实中统治者或其他人行事的方式，政治的邪有暗香盈袖恶并不是马基雅维里创造出来的，就像性不是由金赛发明的一样。治国术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形式之一，就像他所处时代和地区的所有其他著名艺术家一样，马基雅维里迷恋古代的异教徒典范，但这里存在一个关键的不同之处：画家能将圣母置于古典的柱廊之中，而不必担心人物的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意蕴会被背景抹消。而透过表面的古典形式去接近古典思想并做深入钻研的作品——文学、哲学、政治作品——则至少要求对异教徒和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徒理想之间存在的冲突——权力相对于虔诚、尘世生活相对于死后生活、英雄相对于圣徒——有所认识。

对马基雅维里来说，做出选择并不困难。在他看来，罗马共和国是无可置疑的黄金时代；甚至在写《君主论》之前，他就已经开始对李维的《罗马史》做评注，对古罗马的自由政体做出深入分析。在他内心深处，他是一个毫无疑问的共和主义者。（“唯有在共和国才能看到共同利益，与君主国相比，共和国有更强盛的活力，更长久的好运。”）但是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徒所崇尚的虔诚谦卑已经令世界变得羸弱不堪，因此亟需将有英雄气概的政体带回尘世生活。

他自己时代的共和国之所以被 ** ，是因为那些被它赋予自由的人们不知道如何为自己的自由而战，他曾眼睁睁看着他的朋友索德里尼因坚信善良和正直必将战胜人们难以平息的堕落和由嫉妒引起的图谋、因拒绝限制那些被他的敌人雇来反对他的人的自由，最终导致了佛罗伦萨共和国的覆灭。

博尔贾则没有此类缺陷，对一个认真考虑过什么是真正的美德的人而言，他也不算恶魔，只是他更在乎实际到手的利益，而不屑沽名钓誉。博尔贾不怕被人冠以残暴之名，在占领罗马尼阿之后，委派一个冷酷机敏的手下去治理那个地区，事后又杀了那个人，因为他要向人们表明，如果过去发生过什么横暴的行为，根源并不在他。通过这个办法，他在那个地区建立起了和平和秩序。

马基雅维里认为，博尔贾实际上比佛罗伦萨人更仁慈，后者听任皮斯托亚毁于派系斗争，却不伸手干预。“明君因此不必在乎残酷无情这一骂名，”他得出结论说，这句影响深远的险恶格言要表达的显然并不只是字面意思所要传达的东西。（杀少数几个人以挽救更大数量的人，托马斯·摩尔在3年后所著的《乌托邦》一书中传达了相似的观点）。在马基雅维里看来，残暴和违背世俗道德之举只能在必要时使用，而且要速为速决；除非能为臣民谋得更大的利益（安全、保障、财富），决不再三使用。那些无故作恶、滥用残暴的统治者——例如西班牙的费迪南国王（1452–1516），不断利用宗教口实采取横暴行动，对改信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的犹太人和摩尔人穷追不舍，直到把他们全部赶出了王国——将遭受谴责，无论他已经取得如何了不起的成就。“卑劣的行径能够带来权力，”马基雅维里认可这一说法，之后他背离他著名的现实主义政治忠告，补充了一句：“而不是荣誉。”

那么，他实际上是个道德家？或者——但愿不会如此——一个圣徒？马基雅维里是一个心思缜密的作家，会不断修改自己的手稿直到它达到清楚明白的效果，他用他家乡托斯卡纳的方言写作（而不是通常写严肃作品时所使用的更学术化的拉丁文），措辞简练，自豪于摆脱了“许多作家装扮他们作品的不必要的华丽手法”。马基雅维里给他的读者们提出的一道谜题是，字句简洁至此，怎么能带来如此不确定的含义？难怪有人说他是“一个杰出的文体家，一个优美的散文作家”。

“目的证明手段正当”，这句话常被认为出自马基雅维里，虽然他从来都没这么说过。这句话的原始出处是希腊悲剧，其中隐含的道德相对主义对于他的著作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君主论》可以被看作是为达到某种目的而采取的手段，然而，对马基雅维里来说，这个目的并未实现，没有迹象显示朱利亚诺·德·美第奇读过它，马基雅维里将这本小书题献给佛罗伦萨的继任者、朱利亚诺暴虐的外甥洛伦佐，但据说后者连看都没看一眼，反倒是对某人送给他的两条狗表现出更大兴趣。无论如何，两位君主都不认为有必要给这位作家一份工作。

在这本书最后一章，马基雅维里提出一个伟大的目标——意大利的统一——这个目标的伟大不仅值得付出任何代价去实现它，而且值得使用任何文字去描述它。行文至此，马基雅维里突然变得充满感情、决意要鼓舞人心，他不再提出论据，不再劝告，而开始积极督促这位君主去实现一个目标，这个目标远比个人薄雾浓云愁永昼权势更为远大。“意大利，在经历漫长的岁月之后，将迎来她的拯救者。”他断言，“这些蒙受外国莫道不消魂军队蹂躏的地区将以何等的爱戴、何等的复仇欲望、何等的赤诚、何等的感激涕零来迎接他！谁还会把他拒之门外？什么样的意大利人还会拒绝效忠？”

《君主论》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民族主义者的盛世在350年之后才到来。马基雅维里对此其实早有洞察，在《论李维》第一卷的《序言》中，他说，“人有嫉妒贤能的天性，所以任何新思想或新学说的发明倡导，其冒险犯难，几乎与在未知的海洋或大陆探险相若。”

这部分地说明了为什么他的言简意赅之中能够蕴藏如此深邃的含义。“像《论李维》和《君主论》这样的书，不会展露出它们按照作者本意所蕴含的充分涵义，除非我们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夜以继日地’对它们冥思苦索。那些已经做出充分准备的读者，注定会遇到各种提示，这些提示，拒不接受直言不讳的阐发。纸笔或打字机，拒不为它们服务，更不要说人手和口舌了。”利奥·施特劳斯在《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思索》一书中得出结论说，“这样一来，读者就会懂得一个真理，就是，不应该用语言讲出来的话，是不可能用语言讲出来的。”

正如浮士德对瓦格纳所说的：“那些对于世界、对于人们的心肠和思想有所理解洞察的少数人，那些不知讳莫如深、三缄其口，而是愚不可及，向粗鄙的俗人和盘托出、直抒胸臆的少数人，从来都是落得被钉在十字架上烧死的结局。”

然而，尽管意识到泄露天机可能带来的危险，马基雅维里还是“决心要开辟一条前人从未涉足的新路”。在达尔文之前很久，马基雅维里就向世人展现了一个没有天堂和地狱，却更加可信的世界。一个真实的世界，而不是想象的世界。在这个真实世界中，凶残和诛杀是政府维持权力的惯技；信义和诚实被视为胆小懦弱，为有识之士所不齿；力量和权术是成功之匙；荒淫无度已司空见惯；而恣肆自私，只需所图得遂，便有百是而无一非——如此残酷的现实中，尘世的政府（而不是天国）是解决人们天赋苦难的唯一希望。

马基雅维里的思想在他身后的整个历史发展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17世纪的不列颠反对君主制的人之中，在19世纪德国的民族主义者之中，都能看到他留下的印记——但直到近代，学者们才开始将他从被诅咒的恶名中挽救出来。意大利人罗伯托·里多尔菲1954年所著的那本里程碑式传记《尼科洛·马基雅维里的一生》，展现了主人公个性中意大利式热烈、多情的一面。而利奥·施特劳斯在几年后宣布，马基雅维里之所以发表那些骇人听闻的声明，只是为了吓人一跳和逗人发笑。全面的救赎当属塞巴斯蒂安·德·葛拉奇亚1989年所著、获普利策奖的《地狱中的马基雅维里》，这个之前被当作魔鬼的男人，在其中被定义为一个知识渊博的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思想家。

现代政治哲学流派的人都将马基雅维里看作是一个理智的自由战士，一位从古代向现代世界传达自由模式的信使。然而我们这个时代最让人吃惊的地方，并不在于专家们希望纠正公众关于某个邪有暗香盈袖恶历史人物的观点，而是这个人物最引人兴味、然而最恶劣的部分被广为传播。《黑手党经理人：马基雅维里式管理入门》、《女巨头论：成为马基雅维里式女人》，还有的书起一个平易近人的标题《马基雅维里会怎么做：目的证明手段正当》，所有这些书都能成为畅销书。

马基雅维里本人可能从来都不是一个马基雅维里主义者。但是在新自由主义理论主导的商业社会，他已成为“胜者为王——哪怕不折手段”这个原理的象征。就此而言，历史上头一次，他成为了一个文化英雄。

“在失去一切之后”，这是马基雅维里在提到他从监狱出来、谋职失败、在权力殿堂外郁郁寡欢的岁月时的说法，但即使在哀悼命运不济时，他也依然不放弃谋取美第奇家族的垂爱，差不多在一种亢奋的状态中，他用各种各样的体裁和形式疯狂写作。他完成了《论李维》，一本歌颂共和主义理想的学术性著作——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喜欢这本书——书中的内容他似乎已经向朋友们、聚集在鲁切拉伊宅邸花园中日益增多的美第奇家族的反对者大声宣讲过。他专心写诗，用但丁的三行体来写作主题经典的诗歌。在这段黑暗岁月中期，他甚至转而去写喜剧。一部是关于一个怕老婆的恶棍，改编自罗马剧作家泰伦斯的作品；另一部是《曼陀罗》，兼讽刺、下流、甚至可说得上污秽于一体的滑稽剧。后者是马基雅维里有生之年取得最大成功的作品，这部戏于1520年首演，大获成功，那年晚些时候，在教皇利奥十世的宫殿还安排了一场御前演出。也就是说，在失去一切之后第七年，感谢教皇对这出关于通奸、揶揄教士不可靠的道德的喜剧的喜爱——也是在这一年，利奥十世将马丁·路德逐出教会——马基雅维里终于获得了美第奇家族垂青。事情多多少少有了转机。

一个人要想成功，必须善于因势利导。这是《君主论》首要的一课，马基雅维里似乎曾下决心照此行事。一个共和政体时期的共和主义者，在君主统治时则成为君主的仆人：“假如一个人的习性能够顺应时势变化，命运就不会变幻无常。”在暴虐的洛伦佐死后，马基雅维里从教皇利奥十世和他的堂兄弟朱利奥·德·美第奇、即佛罗伦萨枢机主教和它实际上的统治者那里接到一个委派，写一部官方的《佛罗伦萨史》。

写作一部由美第奇家族授权的史书，不能得罪他们，同时还要保证说真话，这让马基雅维里极度痛苦。最终，他找到一个巧妙的办法，即通过对事实的夸大或者淡化，努力编排，以便“说的仍然是实话，而所有人对它也没有任何可抱怨的”。他细数这个家族对“行使专人比黄花瘦制权”的欲望所导致的后果——让持莫道不消魂不同有暗香盈袖政见的人除了阴谋策反或进行暗东篱把酒黄昏后杀活动之外别无选择。他得出一个直白的结论，在美第奇政权统治下，“佛罗伦萨根本不知自由为何物”。而这些话，马基雅维里在写作时是安排让美第奇家族的敌人说出口的。

说到密谋，1522年，一个刺杀朱利奥·德·美第奇的阴谋被揭发，主谋是参与鲁切拉伊宅邸花园讨论的向往共和制的年轻贵族，那个圈子之后被驱散；马基雅维里最好的朋友们不是逃亡就是被砍头。而他——虽然十多年前卷入过刺杀美第奇家族成员的阴谋，处境非常不利，却既没被抓，也没被讯问。研究马基雅维里的学者们都赞同佛罗伦萨当局认为他根本不知道这次阴谋这种观点，因为对他的朋友们来说，他太容易被怀疑了，不可能冒险让他参与这次行动。但是罗斯﹒金在《马基雅维里：权力的哲学》一书中指出，马基雅维里常常写到政治阴谋方面的事，对自己遇到过的那些阴谋家，他的态度一向都是公开表示支持。马基雅维里1522年正在写作中的《佛罗伦萨史》，提到15世纪刺杀米兰公国的暴君斯福尔札（Sforza）的主谋时，将他和古罗马共和国的英雄相提并论。因此，马基雅维里在此事上的清白是值得商榷的。当然，在1522年，根本没有证据来指证他。

可能因为被牵连到1513年那次谋杀密谋中，马基雅维里对谋反者应遵守的行动原则做过深入思考，得出结论说：除非必要，绝不信任任何人；对有能力采取报复行动的人绝对不留活口；最后一条，绝对不要将计划形诸笔墨。

1523年，朱利奥·德·美第奇当选为新教皇，也就是克雷芒七世，之后不久，随着战争越来越迫在眉睫，马基雅维里出任教皇专为他而新设立的一个官职：城防官，负责监督佛罗伦萨环城城墙的加固。他狂热、乃至有些心醉神迷地投入了这项工作，而且完成得很出色。1527年春，当皇帝的军队向南进发经过意大利时，佛罗伦萨坚固的城墙和堡垒令他们知难而退，他们绕开这个城市，转而进军罗马，这群亡命之徒于5月4日抵达罗马，6日涌入城中，对这个城市进行了残酷的洗劫。

马基雅维里营救了克雷芒教皇。他对自己所挚爱的佛罗伦萨所做的事远远多于他所认为的，却很少去顾及个人利益。在接下来的混乱中，美第奇政权被推翻；共和政府恢复；大参议会重新召开。每件事都是马基雅维里期盼的，即使他现在已被看作是所有人的敌人，因为在这场不幸的战争中，他支持了克雷芒七世。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又一次被排斥在旧宫之外，这次排挤他的不是美第奇家族，而是共和政府，他们之所以排斥他，理由都是对他在政治上的不信任。而这次和之前一次不同的是，58岁的他已经没有精力东山再起了。不久，他因胃病而卧床，几周后，在他心爱的孩子、他忠实的朋友和一位牧师的陪伴下，共和政体的修复者马基雅维里撒手人寰。

古怪的是，一个精于决胜之道的行家居然如此命运多舛，乃至最终全盘尽输。然而，与《乌托邦》一书的作者托马斯·摩尔相比，马基雅维里还不能算是自己信仰的牺牲者，摩尔被据称从《君主论》里学到不少东西的亨利八世斩首，但最终被宣布为圣徒。当然，摩尔有挑战他那个时代道德规范的勇气；而马基雅维里呢，他就是他的时代：他对自己时代的政治习惯和从未被人宣之于口的原理给出了永久形式。

尽管人们常说，现代政治学始于马基雅维里，但大多数政治家仍然对此遮遮掩掩，拒不提及他的名字。1972年，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这个最有争议的“马基雅维里主义者”，被问到他是否是一个马基雅维里主义者时，回答说：“马基雅维里的理论根本不适用于当代世界。”但现实是，人们继续在马基雅维里制造的政治学和道德规范的裂缝——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个人道德和现实政治——中挣扎，这是无法回避的问题。（早马基雅维里1760年的韩非子也是一个备受争议的“法术之士”，二者不论是身世，还是其学说，乃至在文体、论证手法上，都有很多相似之处。）

尤其，20世纪是一个乌托邦被批判的世纪，希特勒和斯大林，以及其他行种族灭绝之实的君主们相信，他们是在创造更美好的世界。在这个世纪，手段是灭绝，而目的被证明是幻觉——是否目的可以证明手段正当？人们依然在愤怒而悲伤地对此提出质疑。是否能因为一个虚无缥缈的更美好未来，而去做一个人的荣誉、良知禁止他去做的事？对出于政治意图而实施的 ** ，马基雅维里没有异议，即使是在他自己成为受害者之后。“只要能拯救祖国，不管什么策略都不应回避”，他在《论李维》中说，“凡是一心思虑祖国安危的人，不应考虑行为是否正当，是残暴还是仁慈，是荣耀还是耻辱。”
这毫无疑问是历史上很多政府不言而喻的立场，很多残酷暴行就是以维护祖国安危和政权稳定的名义而犯下的。

“当国家强大和安全时，个人道德将被再次提倡。”虽然马基雅维里——不同于那些给出此类安慰的人——认为，人类的天性决定了不可能存在这样的时候。“我爱我的祖国胜于爱自己的灵魂”，马基雅维里曾说，然而若对他的著作做一个全面评估，这句话所要表达的真实意思究竟是什么是很难做出判断的。而就目前世界局势来说，这个选择堪称可怕。

衰落还是机遇？

chiermusan — Sun, 22 Feb 2009 00:00:00 +0000

——好莱坞的未来在哪里？

（很旧的稿子，一直没用，下面是新的删节修改版）

伴随无限选择时代的到来，电影产业面临重新洗牌，而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进一步将好莱坞那些持赌徒心态的高层推到了进退维谷的境地，这些处在电影界尖塔位置的人对“内容随选”——不论何时、何地、通过何种方式——唱起了颂歌。而伴随网络技术的发展，电影正以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方式流入家庭和各类便携式电子设备上。更加方便的是，现在还有了各种类型、画面质量越来越高的视频网站，国内的互联网用户可以选择土豆或优酷网在线观看电影，要求更高一些的观众如今也可以抛弃BT、电骡下载而直接在线观看高清电影了，皮皮网（pipi.cn）的在线电影文件压缩技术完全能满足你的需要，这个网站的电影文件分类详细，接近40000部的海量电影数据库，完全可以满足电影饕餮客的需要。

站在电影公司的角度看，电影是一门生意，这就要求他们拍摄的电影能得到最大数量的观众，获得最大的利润；从观众的角度而言，他们希望自己花费时间和金钱换来的娱乐能够物有所值，特别是在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大多数人开始紧缩银根的时候。

买一张电影票或者买一张DVD花不了多少钱，在线观看更是可以分文不掏，放弃高消费的KTV、境外旅游或者奢侈品，看电影、读小说和买口红等花费不多的活动正成为人们在非常时期的新选择。

问题是，受自由市场经济规律的影响，电影公司对利益的追逐导致了高质量的电影越来越少，这就意味着那些要求品质的观众的选择也越来越少——总不能把那些挚爱的心水老电影看了一次又一次吧。与五六十年前电影内容的黄金时期相比，现在的电影从业者越来越妥协于市场压力、针对的观众越来越低龄化，更重要的原因是，通过将观众分化成消费奇观喜剧的人群和消费专业分支公司作品（所谓文艺片）的城市精英，大制片公司已放弃了将电影看作一种适合每个人的艺术形式的古老梦想。

像音乐和现在的全球经济一样，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正在走向衰落。它的未来将何去何从，也成为电影从业者们和每个热爱好电影的观众关注的问题。

□Nico-H

电影业的未来在哪里？

外观像个精致的旧式雪茄盒，大小不超过一个孩子的手掌，这就是如今市面上常见的视频iPod，与它同时到来的，是一个全新的数字时代，而这个电影播放的新载体，是一个很可能消灭旧习惯的新技术——极端便利，如果和去影院或者把影碟买回家，然后打开电视机、打开DVD机，坐在沙发上隆而重之地开始一场电影之旅相比的话，视频iPod完全不必考虑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躺着站着或是正坐在公车上，哪怕你正和别人一起吃饭，如果实在是厌倦坐在你对面那个讨厌的家伙，没关系，iPod无时无刻不可以开机。

全世界的互联网用户都知道如何通过BT和电骡等方式，将数字视频文件下载到个人电脑的硬盘上，再多一根数据线，用户就能将内容装载到屏幕只有2英寸大小的视频iPod或类似的MP4设备上。如果你采取坐姿，最自然的方式是双手握着iPod，把它放在大腿前部，这样胳膊就不会觉得累。但这个距离，你很可能会看不清楚屏幕上的画面。如果放在大约胃部的地方，那么随着每次呼吸，就会看到屏幕上的画面起起落落。

假如你下载的电影是《变形金刚》，其中有不少大场面和精彩的机器人变形、打斗场景，若是在大银幕上，你能看到庞然大物的汽车人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变身各种规格的汽车，每个零件都历历在目，但是在iPod的小屏幕上，那些纤毫毕现的细节，如今可能只留下一些光斑和碎片，更不要说其中还有微型机器人的变身了。声响方面，你一定会是戴着耳机，汽车引擎发动的声音，爆炸的巨响，类似细节将充斥耳中，但同时，你看到的是像广口瓶中愤怒的蚊子般决斗的擎天柱和威震天。

对于追求新奇体验的时髦人群，以及正在成长中的城市青少年，他们绝不会拒绝iPod和其他掌上设备等新的播放载体，这类人群很大程度上都是“载体不可知论者”，他们可能在任何尺寸的屏幕上看电影，而不会有那么多因习惯而来的不适和抱怨，他们几乎可以适应任何形式的变化。

但我们可以假想，有这样一个老式的电影迷，正看着iPod屏幕上蚊子般大小的汽车人发怔，回想着《阿拉伯的劳伦斯》中的驼队穿越70英尺大银幕的辉煌场面。——如果是在iPod上呢？他将只能看到骆驼们小模小样地从他的大拇指上走过。两厢比较之下，他将不可避免地产生疑惑，电影产业的未来在哪里？

大银幕作为一种载体的衰落

在好莱坞，关于电影通过网络发布的讨论从几年前就开始了，但随着财政问题的恶化，问题变得越来越尖锐。七大电影公司正在经历一段明显的萧条期，称之为“财政恐慌”也不为过。大量裁员，开始谨慎对待失控的大牌演员薪酬和制作预算，因为承担不了高额预算，取消本来有明星参演的电影计划。在互联网介入的情况下，编剧、导演和演员想要争取更高的收入百分比，劳资纠纷将不可避免。好莱坞编剧大罢半夜凉初透工就是这一趋势的最好例证。

现实是，票房带来的收入在如今的美国电影产业链中，只占不到20%的份额。不管媒体如何在每周末聒噪，谁是票房第一，谁又是第二，与其他途径带来的收入相比，票房收入已是江河日下：在产业总收入中，卖给各种电视形式（免费、有线、计次付费）的收入，租赁收入，或是DVD销售额，已超过一半以上。这并不意味着电影院在财政上开始趋于劣势：一般来说，一部电影在公映时闹出的动静越大，从辅助市场得到的利润就会越多，这也是各大公司仍在竞争周末票房冠军的一大原因。

在经历最初几年的双位数增长之后，虽然仍旧飙高，美国市场的DVD销量平稳之后也开始回落。曾被高清播放器和高清电影版本等科技因素刺激的销量，其影响力开始减弱，在线播放的免费电影对产业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冲击。就像一个电影公司管理人员所说的：“电影工业已走入一个死亡螺旋。”很有可能会像音乐产业那样，日薄西山，等待新的营收模式和系统的建立。

电影公司该怎么办？他们会削减制作成本，或减少中间环节的费用，比如一直沿用的老旧的拷贝递送方式。一个电影拷贝的重量在22到36公斤之间，它们先被空运到各地存放处，然后再用卡车送到各个影院。一部电影下档后，影院就必须等新的拷贝以相同方式送到。而如果采用数码放映技术——这种转变已开始出现——那么电影公司就能通过卫星或便携式硬盘将拷贝传送给影院。华纳兄弟的总裁巴里·梅耶说：“以数码方式配给是一种简单、覆盖面广泛和便宜的途径，我们必须想办法适应，否则我们将变成恐龙。”

和旗下数目众多的分公司一道，好莱坞七大电影公司生产和制作出了大多数美国式“内容”，并将其影响扩展到全世界。他们应该继续用胶片拍摄？还是转换成数字技术？

数字技术为电影工作者们打开了一道充满各种可能性的大门，甚至对电影院和观众而言，也是如此。但同时，与过去曾给我们带来不少快乐的看电影方式相比，它也带来一种激进的决裂。

去年9月，两个广州文艺评论分子张晓舟和郭江涛到北京看演出，空隙时，他们去法莫道不消魂国文化中心看了两场让-吕克·戈达尔的电影，《精疲力尽》和《狂人皮埃罗》，尽管之前都看过不下两次的DVD（从电视屏幕上），但在大银幕上重来一次的体验还是让这两个绝对算见多识广的文艺分子兴高采烈。

这里，会涉及另外一个问题，如果在家看电影已不再是去电影院的一种辅助手段，而是取而代之，这意味着一种视觉艺术形式正在衰落，并变成另外一种东西。与此相对应的现状是，赶时髦的年轻人越来越着迷于从掌上便携设备上看电影，随着时间流逝，这种被削减的观看体验将成为常态，就像我们现在已渐渐习惯在电视屏幕上看电影一样——人们将不知道自己失去的到底是什么。

综合性影院中的噪音

直到现在，去电影院看电影仍然是一种不必拘泥于礼节的自发行为。观众坐在那里，带着期待，当那种由图像、语言、运动和音乐所融合而成的东西出现时，他渴望被那种骤然产生的情感激流所淹没。他从非个人的、冷漠的街道上进入这里，突然之间，他被还原为孤独但又悖反于这种孤独的个体，其他人的叹息和走动影响并作用于他，仿佛他正处于一个开放的田野，感受到气压带来的些微变化。电影院就是这样一种鼓励并造就私人乐趣的公共空间：当他专注地观看时，他整个人——感觉、过去、潜意识——都追随着银幕并由其激发。

这种体验相对立于逃避，更像一次不受任何限制的、完美的约会。

那是一种理想状态。

现在，感受这种理想状态的频率有多高呢？如今电影院的综合经营模式令人们越来越不满，昂贵的饮料和食品价格，放映前越来越长的预告片和公益广告时间，这些为了让你在外面的食品柜台上多多消费的伎俩，加上此起彼落的手机铃声，还有在看电影过程中响彻周围的嚼爆米花的声音，足以使你抛弃去电影院看电影的习惯。

如果可悲地发生了一种情况，比如非常想去电影院看《魔戒2》，人们还是会去。只要周围人能安静下来，还是可以很享受。但问题是，你无法忽略周围让人不满的细碎声音，而这种让人不知所措、分散注意力的声音，在影院综合经营时代，只会变得越来越嘈杂。

这必然将导致一种文化的衰落，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情况一样。

据说，曾有人和索尼电影公司的总裁迈克尔·林顿开过一个玩笑：肯定没有哪个演员或导演接到过这样的电话：“未来三周我要见股票分析师，你觉得第四季度的收入情况会如何？”林顿回答说：“我的确打过那样的电话。”压力带来的结果，是决策者下令生产出大量适合观看首映礼（通常是在周末）影迷——主流家庭和年龄介于12-25岁的人——口味的电影。

这也是为什么多年来，大电影公司的大量产品内容倾向于幻想、动画、体育励志故事和喜剧的一个最简单原因。虽然幼帘卷西风齿，但就是经久不衰。

高预算竞赛走入穷途末路

对好莱坞各大公司而言，电影制作从来就是一个金钱游戏。据福布斯的数据，有史以来最昂贵的电影，是1963年的《埃及艳后》，福克斯公司砸在上面的钱相当于现在的3亿美元。但对于文艺思想而言，从来就没有过一个黄金时期，大公司愿意提供源源不绝的财政支持。

任何时代的大多数电影都是垃圾。以1953年出品的好莱坞电影为例，我们能记住《乱世忠魂》、《龙国香车》，但绝对记不住《来自怀俄明州的红发人》或是《游击队女孩》。对大多数人而言，记忆本身就像一个复兴运动的场所，只有最闪亮的东西能够留存下来。

但即使不存在黄金时期，也还是存在一股潜流，在其中，杰出作品是被鼓励的——至少，不是被严厉打击的。

比如说上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出现的契约模式，可以引一个最显而易见的奇迹做参考：在华纳旗下，制片人哈尔·沃利斯能够把演员、编剧、布景师和导演发动起来，创作出《北非谍影》，而这些人在当时都平易近人到去华纳公司的内部餐厅去吃午饭。尽管很多演员讨厌契约模式，但不可否认，它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所有人的天分，使一个健康、涉猎题材广泛的系统平稳地运转起来，，而且，其目标观众群是成年人。

50年代出现的另一个创新模式，是电影公司对制作环节放权，使得像尼古拉斯·雷（Nicholas
Ray）、安东尼·曼恩（Anthony Mann）、道格拉斯·瑟克（Douglas Sirk）这样的导演创作出一些风格特殊的作品。

此外，还有70年代早期到中期出现的导演控制模式，这主要是因为在那个时期，电影公司决策人难以揣摩新一代观众的口味，于是将目光转向了那些刚从电影学院毕业的年轻导演，比如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马丁·西科塞斯和史蒂芬·斯皮尔伯格，以及尽管是早一辈、但与这些人气质相通的罗伯特·奥特曼。有如上大背景撑腰，这些新人导演能够在一种宽松和自由的氛围中工作，拍出一系列杰出的电影，其中的角色动机复杂、形象丰满，展现出令人吃惊的新颖结构及内涵。

而在目前制作模式下生产的电影，不仅不符合审美愉悦，在财政问题上也让人感觉怪异。大公司出品电影的制作成本平均6000万美元一部；行销成本平均3600万美元。受众广泛的“支柱”性项目，如《金刚》或《变形金刚》这种全球同步上映的产品，总成本可能达到3亿或更多。任何大公司的出品都是针对偶然性所下的一注数额巨大的赌注。《超人归来》的全球票房收入在4亿美元左右，但即使算上辅助市场的收入，依然不能确保盈利。《金刚》总收入在5亿到5.5亿，但也被认为是不尽如人意的。

票房达到多少才算足够？《加勒比海盗2》的一则广告给出了答案，在某期《综艺》杂志上，骷髅旗的标志下，是1后面跟着九个0，10亿！这一超现实的数字，显然会诱使各大公司展开新一轮的高预算竞赛，对未来电影业的发展来说，不啻一场灾难。

所有人都想借此打压对手并炫耀实力，就算得失持平，其中也还是包含令人兴奋的因素——为好莱坞打工的人从不掩饰自己的赌徒心态，而且也确实有押宝押对的时候。

具备符合时代精神的机智，并推出一个性感新明星的新邦德电影算是正面典型。但《超人归来》陈词滥调的剧本和它那个乏味的英雄则纯属多余：1978年的“超人”之后，观众们被迫接受了5个不同版本的“蝙蝠侠”，2个“蜘蛛人”，3个“X战警”。数码时代，那些在空中飞来飞去的正义斗士已很难带给人们惊奇了。但华纳电影公司却宣布，他们还要再拍一部“超人”电影。由此可进一步推论：电影公司正在被既存商业模式耗尽，但为了集团的利润和子公司的生存，却不得不在这条不归路上渐行渐远。

《综艺》杂志的总编辑彼德·巴特在上世纪70年代曾是派拉蒙公司的执行董事，对这一现象，他的解释一针见血：“60年代末到70年代，电影公司会根据票房来作出判断，‘啊哈，观众很喜欢《午夜牛郎》和《毕业生》啊。’而现在，那些公司会说：‘我们有资格告诉观众他们应该喜欢什么。’”

问题是，这种资格你能拥有多久？年轻人已开始自己制作电影，并通过YouTube等视频网站进行传播，他们找乐的方式也不再单一，电子游戏、即时信息、电视。他们可根本不愿意花两小时坐在昏暗的电影院，忍受别人的控制。

小成本电影是大势所趋

《断背山》是由环球的下属公司——焦点电影制作的，这个分支公司的头目是詹姆士·夏姆斯，他同时是一个作家和一个制作人，熟悉目前电影界内情，是李安的长期合作伙伴，在电影《冰风暴》、《卧虎藏龙》及其他几部电影中担任制作人和编剧。

过去几年中，焦点电影的表现非常活跃，近期作品包括《赎罪》、《色戒》、《摩托车日记》、《不朽的园丁》、《追凶》和《新傲慢与偏见》。为了这些电影能够拍出来，夏姆斯像其他专业分支公司的小老板一样，采取银根紧缩政策，“我拍的烂电影数量和大公司相比，不相上下，”他说，“但是，他们每拍一部烂电影，就要花大约4000万到6000万推广费，而如果我拍出一部烂电影，却会在电影节上得到如潮好评。”

专业分支电影公司——目前包括福克斯探照灯、索尼经典、派拉蒙优势、米拉麦克斯影片和华纳独立影业——90年代早期就开始出现，对大公司而言，它们具有多重职责，可以当作一个实验室，来告诉母公司，什么样的电影能拍，什么样的电影最好不要去试；采用母公司不愿投入实践的节约型商业模式；作为母公司的良心而存在，并日益成为其在各大电影节颁奖礼上的代表人。作为回报，在它们需要时，能得到母公司发行和推广部门的支持。但大多数时候，它们通过自己的途径来运营。

实质上，这些分支公司已经控制了独立电影景观的商业模式（以及许多艺术家）。通常的操作方式是：制作费用大约在500万到2000万；大多数是靠人物来发展故事的电影，或是实验电影；用聪明的年轻演员或像妮可·基德曼和乔治·克鲁尼这样愿意低价工作的人。

专业分支公司已经从母公司的恶性循环中学到了经验。一部大制作电影，如果要在美国某家电视网插播一条30秒的广告，费用大约是60万美元，日报整页全彩广告大约是10万或6万，然而，作为大片最大消费群体的年轻人，现在根本不读报，也很少关注电视。既然如此，为什么母公司还要花那么多钱，用这种错误的方式去追捕他们？相反，如果有两家出版物说——以福克斯探照灯出品的《感谢你抽烟》为例——该电影是一部绝妙的讽刺剧，很值得一看，其效果难道会比在报纸上进行连续的自吹自擂差？

“没必要让整个公众的80%知道你的电影，你需要的是100%的目标消费人群。如果做到了，我们就能处于有利位置。”专业分支公司的主管们已经被错综复杂的长尾市场所包围了，正在寻找到达特定观众的捷径——比如，通过网站来聚拢零散的观众。

照母公司的说法，观众分成四个扇区：年轻男人、年轻女人、年老男人和年老女人。例如，为了推广《断背山》，夏姆斯和他的行销人员通过调查锁定了每周做一次志愿工作的女人，然后，找出她们通常会去的网站，他们推断，这部分女人，通常比较年长，有同情心，之后，他们就在那些网站投放了广告。

《断背山》的制作成本是1400万，全球总票房达到1.8亿。但是，夏姆斯在美国国内市场的行销策略还是让人有点担心。或许，因其主题的禁忌性，《断背山》需要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去行销，但是，《不朽的园丁》呢？没有任何犯禁的地方，却同样是以类似的方式——通过政治博客——进行推广的。

类似电影的出现是一件幸事，但如果它们设想中的观众群只是那么一小部分人，则让人感到沮丧。过去，那些获得商业成功的大师级导演，如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普雷斯顿·斯特奇斯、乔治·丘克、约翰·福特和比利·威尔德，如果有人告诉他们，他们的电影只在一小部分观众中受欢迎，他们一定会非常诧异。他们认为自己正在为每个人工作，而且，事实也是如此。

然而，现在，除了少数几个例外（如李安、西科塞斯、斯皮尔伯格和伊斯特伍德），得到大众普遍认可、具备艺术野心的导演已成濒危物种。

胶片会进入历史，电影院不会消失，但创作者将走向自由

华纳公司的董事长巴里·梅耶说，“数字技术带来很多可能，但去电影院看一部特技精彩的电影还是一种消费模式。而其他电影——可能人们会选择看DVD，或通过下载的方式，也可能是在一台iPod上。现在还在电影院播放的小制作电影，5年内，我们可能会直接通过视频的方式发布。”

这种大片与小制作的划分方式让人不敢恭维，因为即使小制作电影，通过大银幕看的感觉明显也会更好。但独立领域的电影摄制者可能不这么认为。对他们而言，通过互联网去接近无限多的观众具有不可抵挡的诱惑。

对于那些处于起步阶段的电影拍摄爱好者，游戏已经开始。运用廉价的数码设备，他花不多的钱就能拍一部正片长度的电影，然后通过网络发布。要进行这场冒险，他所需要的只是个人能力和一个凑得起来的演员班子。

现在这种局势下，精明的投资人可能会选择小预算的项目。那些富人们也开始与那些成功的制片人，如乔·西尔沃（Joel Silver），和制片人兼导演，如伊万·瑞特曼（Ivan Reitman）打交道。制作资金将会转向低成本的类型片——惊悚片、喜剧片和恐怖片。

毋庸置疑，这类片子也免不了会有平庸之作，但是相对而言的低风险，允许制片人雇到一些乐于去拍更大胆题材的编剧和导演。那些默默地在外景场地艰苦工作的B级片导演，从60年前就开始在这条道路上跋涉了。

通过这种方式快速而廉价地拍出的电影，仍然需要借用电影公司的发行和营销渠道，但是，一旦电影院数字化，那么这也将不再成为问题。发行渠道是走向自由的关键。未来，还有什么能阻止导演、制片人和编剧去组成一个自己的联盟？融资渠道的畅通、雇佣非电影公司的发行和宣传人员，将这些电影直接发往数字化的电影院——还有什么能阻止他们获得最后的解放？

一个教统治者如何进行统治的人

chiermusan — Mon, 05 Jan 2009 00:00:00 +0000

编译/Nico-H

不应该用语言讲出来的话，是不可能用语言讲出来的-利奥·施特劳斯

马基雅维里没什么好招供的，尽管他的名字出现在密谋者名单中，但他并未参与这次针对美第奇家族成员的暗东篱把酒黄昏后杀阴谋，后者是这个城邦新复辟的僭主。（此次谋杀行动的目标是朱利亚诺·德·美第奇，另一说是他的兄弟、红衣主教焦万尼，即未来的教皇利奥十世）。

美第奇家族的人一贯以其艺术支助者的声名自豪，但不同于但丁，马基雅维里闻名于世并不因他写的诗，也没有史料记载说他得到过美第奇家族的资助。马基雅维里的父亲受人尊敬但不富有，与人文主义者和共和国官半夜凉初透员过从甚密，他的两个兄弟曾因反对美第奇家族王朝的创始人科西莫而被斩首。科西莫在1434年从流放地归来后，为了保护美第奇家族的巨大财富，将具有历史先进性的共和国送进了坟墓。

马基雅维里从来都不是这个托钵僧的信徒,对后者那些虔诚的谎言不屑一顾，但他很欣赏萨夫那洛拉对共和政体所做的改良。

如此大范围的义愤是怎么造成的？在脱离上下文语境的情况下（他的攻击者们不会不了解这种手法），例举马基雅维里一些最引人注意的邪有暗香盈袖恶观点：君主，尤其是新生的君主，不可能身体力行所谓好人应做的所有事情。为了保住他的地位，往往不得不悖逆诚实、悖逆仁慈、悖逆人道、悖逆信仰；一位机敏的君主从来不乏正当理由使他的背信弃义显得冠冕堂皇；要么去善待人们，要么就把他们消灭掉，因为，受到轻微伤害的人还有报复的可能，受到沉重伤害，他就无力报复了，所以，要加害于人，就应害到不必担心会遭报复的程度；人们对于失去父亲要比失去父亲的遗产忘得更快。

马基雅维里认为，博尔贾实际上比佛罗伦萨人更仁慈，后者听任皮斯托亚毁于派系斗争，却不伸手干预。“明君因此不必在乎残酷无情这一骂名，”他得出结论说，这句影响深远的险恶格言要表达的显然并不只是字面意思所要传达的东西。（杀少数几个人以挽救更大数量的人，托马斯·摩尔在3年后所著的《乌托邦》一书中传达了相似的观点）。在马基雅维里看来，残暴和违背世俗道德之举只能在必要时使用，而且要速为速决；除非能为臣民谋得更大的利益（安全、保障、财富），决不再三使用。那些无故作恶、滥用残暴的统治者——例如西班牙的费迪南国王（1452–1516），不断利用宗教口实采取横暴行动，对改信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的犹太人和摩尔人穷追不舍，直到把他们全部赶出了王国——将遭受谴责，无论他已经取得如何了不起的成就。“卑劣的行径能够带来权力，”马基雅维里认可这一说法，之后他背离他著名的现实政治忠告，补充了一句：“而不是荣誉。”

在这本书最后一章，马基雅维里提出一个伟大的目标——意大利的统一——这个目标的伟大不仅值得付出任何手段去实现它，而且值得使用任何文字去描述它。行文至此，马基雅维里突然变得充满感情、决意要鼓舞人心，他不再提出论据，不再劝告，而开始积极督促这位君主去实现一个目标，这个目标远比个人薄雾浓云愁永昼权势更为远大。“意大利，在经历漫长的岁月之后，将迎来她的拯救者。”他断言，“这些蒙受外国莫道不消魂军队蹂躏的地区将以何等的爱戴、何等的复仇欲望、何等的赤诚、何等的感激涕零来迎接他！谁还会把他拒之门外？什么样的意大利人还会拒绝效忠？”

然而，尽管意识到泄露天机可能带来的危险，他还是“决心要开辟一条前人从未涉足的新路”。在达尔文之前很久，马基雅维里就向世人展现了一个没有天堂和地狱，却更加可信的世界。一个真实的世界，而不是想象的世界。在这个真实世界中，凶残和诛杀是政府维持权力的惯技；信义和诚实被视为胆小懦弱，为有识之士所不齿；力量和权术是成功之匙；荒淫无度已司空见惯；而恣肆自私，只需所图得遂，便有百是而无一非——如此残酷的现实中，尘世的政府（而不是天国）是解决人们天赋苦难的唯一希望。

马基雅维里的思想在他身后的整个历史发展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17世纪的不列颠反对君主制的人之中，这19世纪德国的民族主义者之中，都能看到他留下的印记——但直到近代，学者们才开始从被诅咒的恶名中将他挽救出来。意大利人罗伯托·里多尔菲1954年所著的那本里程碑式传记《尼科洛·马基雅维里的一生》，展现了主人公个性中意大利式热烈、多情的一面。而利奥·施特劳斯在几年后宣布，马基雅维里之所以发表那些骇人听闻声明，只是为了吓人一跳和逗人发笑。全面的救赎当属塞巴斯蒂安·德·葛拉奇亚1989年所著、获普利策奖的《地狱中的马基雅维里》，这个之前被当作魔鬼的男人，在其中被定义为一个知识渊博的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思想家。

“当国家强大和安全时，个人道德将被再次提倡。”虽然马基雅维里——不同于那些给出此类安慰的人——认为，人类的天性决定了不可能存在这样的时候。“我爱我的祖国胜于爱自己的灵魂”，马基雅维里曾说，然而若对他的著作做一个全面评估，这句话所要表达的真实意思究竟是什么，是很难做出判断的。而就目前世界局势来说，这个选择堪称可怕。

黑人总统奥巴马

chiermusan — Fri, 26 Dec 2008 00: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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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郝彬

美国第44届总统奥巴马的外祖母在他竞选期间去世，即使在弥留之际，身为白人的她对自己这个带黑人血统的外孙到底能不能成功当选，也是持怀疑态度的。她生于大萧条时期，尽管她投了自己外孙一票，但她的态度其实反映了相当一部分美国人对历史上首位黑人总统当选人的态度（47%的选民将票投给了败选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正如在竞选期间，奥巴马的对手给他冠以“非美国人”这一称谓，除了因为种族问题，还因为奥巴马和他的竞选团队提出的种种“大政府”政策，按照右翼政党共和党一贯的逻辑推导，大政府就意味着社会主义，而这是自“长镀金年代”开始就已经被美国人接受的观念，即社会主义绝非美国的本性。这种观念在麦卡锡白色恐怖政策时期得到更深一步的推广，并成为很多美国人潜意识中抗拒和反感的一种意识形态象征物。

美国似乎已成为全世界的民瑞脑消金兽主标杆，很多人一说到自由、平等和博爱，首先想到的就是美国这个中产阶半夜凉初透级社会份额极大化的国家，但另一个大家可能不知道的事实是，即使到现在，很多美国人还将共人比黄花瘦产主义视为洪水猛兽，我一位长期在中国从事乡村艺术实践的美国朋友，有一次说到他回国之后如何向自己之前的朋友介绍他在中国的生活，让他困惑的是，有些朋友会和他大声抗东篱把酒黄昏后议：“哦，你怎么可以在一个共人比黄花瘦产主义的国家生活？共人比黄花瘦产主义还是我们的敌人啊！”

“你知道，外祖母很难想到我这样一个男孩最后竟能成为美国的总统。在某些方面来说，她的生活轨迹体现了美国的发展历程。不同的种族和文化融合在一起。在美国，存在着那种向上的流动性，世世代代的薪火相传也成为了现实。也许我们并没有期待美国会成为这样，也许我们并没有想让这种过程发展得如此之快，但是这种现象确实是存在的。”奥巴马就他当选2008年《时代》年度人物接受采访时，对这个问题给出如上回答，身为社会精英的他并没有对民众中可能存在愚昧意识的问题做出正面回应。

自富兰克林• D•罗斯福以来，奥巴马是又一位面临最艰难的总统第一年任期的新当选人，这个如今已风靡世界的名字，在两年多之前，大部分美国人还从来没有听说过，甚至奥巴马的竞选团队在开始时对他能否赢得选举也毫无把握，但就是这个聪明的黑人小子，整个选举期间在美国掀起一阵前所未有的政治参与热潮，他就像一道闪电，划过美国的广袤国土，将这个国家的政治固有局面颠倒翻转，粉碎了在这个国家绵延数十年的传统智识观念，超越了束缚这个国家几个世纪的社会等级制度，引导美国穿越了一个似乎难以超越的巨大的象征性鸿沟，为美国式的民瑞脑消金兽主注入一种强烈的参与热情，向美国和这个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民展现了这个国家一直以来最珍爱的东西：美国梦的神话——在11月4日，这个神话又一次变为现实。

但奥巴马外祖母的担忧依然让人难以释怀，她更希望奥巴马去做一名法官或者是在法学院内谋求教位，而不是涉足政坛，这种担忧里面有正统美国人对新鲜事物的抗拒和保守主义的顽固因子。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在自己的新著《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中谈到了自上世纪70年代之后美国不断加剧的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公，认为美国主张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保守主义运动”已对美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带来了深远的不良影响，而民众在政治上的保守倾向也正是帮凶之一。尤其奥巴马即将面临的总统任期是一个金融危机带来的飘摇时代，临危受命的奥巴马能给这个已经不安定的世界带来最初的信心吗？他能让自己的政府从之前的老板代理人转变为人民保护神吗？他能让美国再一次经历“大压缩”、重现之前的中产阶半夜凉初透级社会盛景吗？他能承受全世界那么多期待一个更好的地球村的人们满含期许的目光吗？

保罗·克鲁格曼在综合分析大量经济数据和社会现实之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与经济学教给人们的基本理念不同，制度、规范与政治环境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或许并没有那么小，而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市场力量的影响或许也没那么大。”即美国作为市场经济国家，并不像共和党一贯恐吓人们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会带来大倒退，罗斯福新政对之后几十年美国经济繁荣所做出的贡献不能抹杀，也是一个对上述论点的有力反驳。而同样是民瑞脑消金兽主党人，以“变革”为施政理念的奥巴马于是成为焦点之中的焦点，尽管他也为自己成功当选总统之后，不能再像之前那样外出散步或是去商店买食品而感觉有轻微遗憾，但是，就像他在胜选讲演中所说：“我们清楚地明白，明天将要面临的挑战是多么巨大——两大战争，一个处于危险中的星球，本世纪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路漫漫其修远兮，个人生活方式上的改变也是必须要做出的牺牲。

和奥巴马一样也是非裔的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看到他在芝加哥格兰公园发表胜利演讲时，哭了。他相信奥巴马有潜力成为一名伟大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拥有坚定的信念，头脑机敏睿智。他有他自己独特的处理事情的方式，他会带领我们走得更好。”他说。

“我认为不存在解决不了的问题，”奥巴马在接受《时代》采访时说，这个在谈话中常常说到“健康”和“自信”的男人，的确以其不可阻挡的“健康”魅力征服了整个星球，说到自己即将组建起来的内阁，他说了这么一番正面积极，同时又能让读者对他本身稍微有所了解的话：“我认为自己具备慧眼识人的能力，所以可以招募真正优秀的人，我有一个相当健康的自我，所以我不害怕聘用那些最聪明的人，甚至当他们比我还要聪明。我无法容忍愚蠢、权力斗争和阴谋诡计，我传达的信息非常清楚。而随着时间的过去，我认为人们将开始信任彼此，更专注于自己的使命，而不是个人野心或私人恩怨，如果你能够和专注于共同使命的聪明人在一起，那么困难总会克服的。”

的确，他已经克服了人们对肤色的成见，克服了竞选中的各种看似不可逾越的障碍，克服了党派成见和私人恩怨，克服了作为一个人可能有的几乎所有弱点，他已成为一面旗帜，正信心满满地准备领佳节又重阳导美国人乃至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打一场艰苦的战役，同时，奥巴马又是一个善于拥抱新事物、随机应变的人，他通往总统之路的艰辛已经给我们展现出了他最初的能力，接下来会怎么样？拭目以待是一种很老套的说法，作为一个既成事实的大众偶像，他还将因自身魅力而带来一种全新的政治理念，激发人们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参与到公共事物和政治领域中——这在之前竞选中早已露出端倪，就是人们新增的对政治的热情。

奥巴马的外祖母以及她所象征的旧思维方式和代表的旧规则，是时候让他们进入历史的故纸堆中去了，危机带来困境的同时，也带来了机会，“变革”已发出召唤，超人总统即将启航。